落寞盛宣怀
1912年秋，盛宣怀刚搬到淮海中路1517号时，这条路还叫作宝昌路。盛宣怀所效劳和服务了近一辈子的大清国，在他来此之前已经宣告终结——这年的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而在之前的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郑重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也成了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选择在公历的元旦开始，无疑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张鸣：《民国元年的第一天》，财经网·名家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6832471.shtml，2012年2月2日。
只是，这对盛宣怀来说，怎么算都算不得是个好的开始。
做不了清朝臣民，业已成明日黄花的他，连民国新民都当不成。
他只有窝在租界里当遗老。
洋务荣光
对于这样一个结局，也许在晚清政府上层摸爬滚打了几十年，遇到过各种风浪的盛宣怀看来，并不为过。但回首往事，如果时间能回到几十年前，他也许更愿意做个读书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盛康和祖父盛隆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和嘉庆庚午年的举人。按照家族给他设定的人生路线，他应该是努力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各级考试，学而优则仕，然后像李鸿藻、张之洞一样做个清流，力求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和兴修水利，并对敌强硬，反对妥协。当个清流派虽可能失于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纸上谈兵，但好歹能为自己博得个好名声，不至于到最后沦落到被清流党指责有误国之罪。在辛亥革命后大清国资政院的一次决议上，盛宣怀甚至还被100多人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明正典刑”。为了保身，他不得已逃亡日本。
盛宣怀的人生轨迹并未向着家庭为其规划好的道路行进，命运先推着他从了商。在传统中国，商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是为“末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商。不过，他的家乡以常州学派闻名，而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显然深刻地影响了盛宣怀乃至盛家。当屡屡应试却总是无法突破时，他也顺其自然地为这个家族打理起钱庄的生意，直到1870年李鸿章率军前往陕西征剿回民起义军时，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李鸿章幕府当起了文书。
也许这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有意历练，之前打理钱庄的经历培养出他务实、精干的作风，加上对“经世致用”的理解，在李鸿章的手下，倍受重用。其时，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领衔的洋务运动，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运动符合李鸿章的洋务强国宏图，更是大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看中了盛宣怀，不如说是这个时代的变革选择了他。
但盛宣怀一开始并没有作好心理准备。即使是在李鸿章的府上，他也未曾完全放弃科举入仕之路，再次参加了乡试。当应试这条路看上去被完全堵死之后，他才决意科举而专心洋务，把它当成自己新的晋身之阶。
这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盛宣怀并不是为了洋务而洋务，而是把洋务当成了一个“致仕”之途，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的洋务目的并不“纯”。
正是对权力的追求，让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通过手段，相继将“晚清四大买办”之二的唐廷枢、徐润驱赶出局，不仅让他得以独霸轮船招商局，更坐实了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官督”要远远大于“商办”，官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强。然而，在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在急速丧失的年代，这种模式既对市场造成了伤害，也让人对“官督”很不信任，难免会左右不讨好。说起来，只有在唐廷枢、徐润的手上，轮船招商局的“招商”二字才实至名归。洋行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更重视商贾的力量，希望轮船招商局在商业上做得更纯粹一点，所以大胆地引进了股份制。这让轮船招商局甚至实现了“逆袭”，美国旗昌洋行旗下的轮船公司也不得不把全部轮船、码头、资产卖给了它，打破了洋人在中国航运上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并驾齐驱的大型企业。
端谁的饭碗，受谁的管。盛宣怀显然很清晰地知道这一点。不论如何，他以“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垄断权力，努力做大自己掌控的那些企业，更维护了中央政府那岌岌可危的权威。接下来，他将“官督商办”这一模式运用到其他的产业中。比如电报局，以及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很明显，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官僚企业家，亦官亦商。“但是盛宣怀办他的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甚至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利；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常常败北。”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2页。在他为洋务运动四处奔波时，清政府的回报也很“热烈”——1896年，他被清政府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力。这不能不让人百感交集：以前，他一心想学而优则仕，却没想到居然靠着商业这个“四民之末”而“仕”上了。这一年，他已52岁。
而就在一年前，他才遭遇了一次人生的大危机。这次大危机与李鸿章有关。正是这一年，甲午中日海战打掉了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让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让李鸿章为万夫所指。这让盛宣怀意识到自己所依靠的那棵大树似乎有渐倾的趋势。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但他却趁机将自己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掌控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下。此时的张之洞正任湖广总督，大炼钢铁，操办汉阳钢铁厂，急需能源。盛把自己在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卖给了张之洞，解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并换来卢汉铁路的督办权。这种做法无疑在1895年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时保护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商业上的结盟，但却很难由此推断他有政治上的派系。除了李鸿章，他甚至和李鸿章的另外一个幕僚——袁世凯都没能成为同一个战壕的“铁杆战友”。此时的袁世凯，同样受李鸿章的牵连，在家闭门不出。但其在朝鲜战场上打下的“知兵”声名，以及日后权力中枢的斗争，让他因祸得福，被举荐到天津小站练兵——北洋系由此肇始。接下来，他在戊戌变法中赌对了慈禧。虽然他在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康有为、梁启超，但毋庸置疑，袁世凯对立宪的态度并不在康梁之下。不过，这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巧妙地利用了主流对立宪的追求，来唱自己夺权的大戏。而当袁世凯走到前台时，盛宣怀的坏日子就来了。尤其是他手中掌握的那些巨大利益，如铁路、电报、轮船，更让他成为了袁世凯的眼中钉。因为袁世凯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而铁路、电报、轮船，这些都是肥缺。
在袁世凯的蚕食下，到1908年，盛宣怀掌控的实业只剩下了汉冶萍公司。这还得益于该公司是在张之洞的地盘上，从而受到了保护。他只好到日本“一面考察厂矿，一面就医”。
这次还不算是逃亡。离他最后的逃亡，还有三年。
落跑的一品大员
不可否认，盛宣怀做了不少符合民望的实事。
首先是办学。这也与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有关。1895年，他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以洗尽他惟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71页。，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
其次，他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银行。其时，外资银行正随着洋商的进入而纷纷进入中国，以适应西方不断扩展的掠夺性贸易的需要。洋商通过它们操纵中国的金融，从而把控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就在他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他给皇帝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这个“自强大计折”，除了提出练兵、理财和育人是中国的三条自强之路之外，还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实施的方案，比如说创办银行。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毋庸讳言，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给中国传统的以钱庄、票号为主打的金融事业带来了现代化的转型契机。日后，创办银行成了中国金融的一股新风气。正因为盛宣怀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中对宁波帮的拉拢和提携，给了宁波帮一个华丽转身的机会。此前，宁波帮在钱庄和航运中表现突出，然而正是得益于这次机会，使得他们日后在金融的争夺战中，将抱残守缺的山西票号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也成就了自己近代第一商帮的美誉。
最后，在盛宣怀被袁世凯弄得很狼狈之时，还响应清政府商部的“号召”，创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主持该所的权力再次被他下放给了宁波帮。宁波帮近代鼻祖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上海商务总会，是为中国第一商会。
如果说政府成立商部是对商业的政策支持，也是统治者为了挽回败局以及充实中央财政而对商人阶层进行的拉拢，那么，成立商会可以看成民间商人自我的觉醒。这也意味着，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可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求得一致对外。从此，商业势力得以聚集，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公共力量。
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转型中，盛宣怀自觉不自觉地作出了一些贡献，但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权力，通过洋务运动飞黄腾达。只是这多年的洋务生涯，让他更“专注”于工商业。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多限于工商业。当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发展到清末新政，人们对运动的要求已经由经济发展上升到体制改革。因为“专注”于工商业，盛宣怀的政治影响力也急速消退。更要命的是，他面对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时，多是持以商业思维或者是商人思维。
同样，当时政治局势的诡秘莫测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实业虽然被袁世凯蚕食，但袁世凯也很快就被“清算”，被再次打回老家“潜伏”。就在1911年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至为重要的一个年份，一月，盛宣怀又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所熟悉的铁路”。雪饵：《凄惶功狗盛宣怀》，《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6日，历史版。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矛盾重重——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更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各自为政，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变得复杂，有的集了资却毫无进展，甚至到最后资金竟然不翼而飞——川汉铁路四川公司便因为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350万两白银。民意对此很是不满，这种不满在不安中发酵成左冲右突的怨气。显然，这已经成为了关乎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然而，盛宣怀依旧去用商业思维来思考应对。他力推“铁路国有”，一方面，让铁路回归到中央的“宏观调控”，希望使建设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他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实际上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就能够轻松解决。
这一政策给他带来了灾难。曾几何时，他也反对铁路国有化，力陈商办的诸多好处，想必他也懂得逆潮流而动的后果。而如今，他似乎顾不上太多了。
商办后一直找不到发泄方式的民怨，这次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商办公司的大佬们将这些民怨转嫁到了政策上，更直接转移到了盛宣怀身上。
一场让大清帝国走上颠覆之路的“保路运动”就此开始。当湖北的新军被调入四川进行镇压之际，辛亥革命终于在武力相对空虚的武昌打响了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