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邮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待了几个月，盛宣怀就成了落跑的一品大员。大清国资政院义正词严之余准备对他痛下杀手，而革命党也有可能杀他祭旗。他只有匆匆逃亡。10月27日，他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次逃跑行为，一时间引发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迅速成为全球热点。不过，美国驻华使馆还不保险，他需要逃得再远一些。之后，他坐着德国货轮，前往日本神户。彼时，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更不知道，有一艘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轮船，在辽阔的大海上和他擦肩而过。其时的孙中山，就在这艘轮船之上。盛宣怀抵达日本的当晚，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一则消息则是：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的财产。相比较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则消息可谓毫不起眼，但对盛宣怀来说，无疑是一枚轰天雷，在其头顶炸响。
不过，逃亡日本的他，却没有被民国政府遗忘。因财政困难，孙中山曾多次致函盛宣怀，“化敌为友”，向他借款，甚至通过赴日代表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他复信说，自己已“债台高筑，有欠无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窘迫。当然，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对革命的排斥。相比较孙中山，袁世凯也许更合他心意。尽管在铁路、电报和轮船的争夺上，两人有着巨大的纠葛，但在根本利益上，他相信两人是近乎一致的。于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将他重新推向了袁世凯。这种选择同样浸透着屈辱，但随着时局的变化，似乎为他换来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在袁世凯以逼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得南方革命党的妥协，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之后，他的家产，也在1912年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
他随后回国，在上海安顿下来。淮海中路1517号，便成了他了却残生之所。
落寞残生
盛宣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淮海中路1517号是一座大花园洋房。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是上海百年来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园洋房之一。
这座房子建于1900年，是一位德国商人所建，整幢房子共三层楼，属于砖木结构，并分主楼与侧翼，整体建筑面积达1775平方米，豪华气派，具有典型的德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洋房的大门朝南，门廊的左右两面各立双柱。进门之后就是大厅，厅内和楼上的卧室大多用柚木装修，墙上贴花绸纸。更气派的地方在于，洋房还带有宽大的花园，里面有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垒有假山，筑有亭台。新鲜的是，还塑有希腊神像，透出主人的些许西方品位。除此之外，洋房周围的草坪面积达1668平方米，其东南角还辟有网球场和休息室，并于四周筑起高围墙，设双扇镀金雕花大门，形成了一个独家庭院。
在这里，盛宣怀得以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1913年又复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但此时他却是兴味黯然，将此地当成了养老之所。
他的孙女盛佩玉曾和一位姐妹到这座洋房里玩耍，发现祖父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坐着看书、晒太阳。她不禁感喟，自己的祖父到了年迈体弱之时，居然注意养生之道了。
不过，和另一位中央大员、在两江总督任上被革命党赶下台的张人骏相比，盛宣怀对前清的眷恋之情似乎没那么深厚。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堂叔，和端方一样都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但他在袁世凯上台之后，屡屡拒绝袁的征召。尤其是在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后，他不但不以为喜，反而痛哭流涕。张爱玲的脑海里也同样留存有这个清朝遗老的形象。日后，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散文《天才梦》中这样写道：“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
不管对袁世凯的态度是否一样，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盛宣怀和张人骏的不屑态度却几乎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德国无力东顾之机侵占青岛，寓居于此的张人骏携眷属转移到天津，正是因为他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而在1915年，日本人也曾试图拉拢盛宣怀，尽管日本曾在他落难时庇护了他，但还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算起来，盛宣怀在这座大花园洋房里，安逸地生活了四年。也许直到那时，他才明白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多么的幸福。只是，他的逐渐老去，却在整个家族里渐渐成了引发骚动的源泉。他的众多子女，加上杂七杂八的亲友，都盯上了他的家淮海中路1517号，盛宣怀故居。
产。虽然他的很多家产被查封过，但大部分股票、地产、房产还在。而对于这些勾心斗角，他也不去管，也许是管不了了。
这种无力感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1916年，他因病去世。在去世之前，他离开了这座大花园，搬到了斜桥弄（吴江路），这所房子由他的五子盛重颐居住并继承。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商业上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他的大出殡耗资30万两白银，轰动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他的离去更加速了子女间的纷争。和他当年争权逐利、没有清晰的信仰一样，这个家族也陷入了历史循环之中。他们甚至为此闹过一场风波。他的四子盛恩颐，还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盛宣怀曾将自己父亲盛康留下来的祖产——苏州留园，以及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都留给了盛恩颐。但这个挥霍度日的四子，最后穷困潦倒，死在了留园外的一间小门房里。
儿女之中，只有“外孙邵洵美算是争气的，一生做着诗人、少爷和出版家。他的妻子盛佩玉嫁给他的时候曾经约法三章：不赌钱、不抽鸦片、不玩女人。盛家小姐心里明白，这三样东西毁了盛氏家族。女儿邵绡红一直记得父母对于自己家族的回忆：‘那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家。’”雷晓宇：《盛宣怀：首席官商》，《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19期。。
邵洵美和盛佩玉算是近亲结婚，在古时中国人的观念里，是亲上加亲。
这座花园大洋房随后也命运多舛。
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说盛宣怀任官职时，有侵吞公款之行为，决定没收其遗产，并收回这套已由他儿子居住的花园洋房。从此该房先后成为蒋介石的干将、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陈调元和“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住宅。抗战中此房还曾被日本人占用过，并把偌大的花园砍去了一半，建造了现在的上海新村。抗战胜利后，盛重颐通过一系列活动收回了此房，不久因生意失败，又将房子卖给了荣德生家族。
这座老房子也有自己值得记忆的儿女情长。
那是关于盛七小姐谨如与宋子文之间的一段有缘无分的爱情。
在盛宣怀去世后，盛恩颐成了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其时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宋子文刚回国，在汉冶萍公司任英文秘书，遂得以时常出入盛府。他为七小姐的美丽和气质所倾倒，主动担任七小姐的英文教师，并很快赢得了七小姐的芳心。只是当时两家地位悬殊太大，七小姐的母亲不允许这门婚事。因为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曾在盛氏老家常州一带传教，背着手风琴边走边拉，吸引观众，她遂认为，“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传说宋子文和七小姐约好在盛家后门坐船私奔，宋子文等了三天三夜，情人不至，最后他只好怀着失恋的痛苦去了广州。几年以后，他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的经济总管。这一说法让七小姐听上去，像个薄情女。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就在七小姐的母亲不同意之时，适值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革命，急催宋子文南下，宋子文只得暂时与盛谨如分手。临走前他把七小姐与她的八妹盛方颐约到杭州，手里拿着三张船票，劝两位随他同去参加革命。考虑再三，七小姐没有答应，却表示，等他革命成功，回沪便可成婚，临走还送他一大把金叶子作为路费。然而，革命成功后，宋竟带了张乐怡来到上海，这位张乐怡便是他的夫人。七小姐为此大病一场，直到32岁才结婚。这一说法又让宋子文显得像个负心汉。
转眼又到抗战胜利，盛家兄弟姐妹常到这座花园大洋房聚会。有次七小姐接到电话前去串门，谁知宋子文居然也在场。七小姐见此情景一下愣住了，方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也许兄弟姐妹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也知道他们之间没有谁对谁错，所以想安排这么个局，解开大家心底多年的心结。宋子文也本想通过这次见面叙叙旧情，表示内心歉意。只是七小姐似乎并不太想领情，只草草应酬了几句。大家请她共进晚宴，她推说丈夫在等，随后拂袖而去，弄得宋子文好生尴尬。
他所想要叙叙旧情的机会，一直没出现。
就像时代一去，便永不复返。
买办起步的金融世家
这座位于今日上海衡山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占地2000多平方米、楼高三层的老式花园洋房，应该在1920年前，席德柄一家人就住在里面了。因为根据他儿子席与文的回忆，自己是1919年5月在这里出生的。
这一年，席德柄才27岁左右，离他开创自己人生的大事业，还有一段岁月的距离。他此时能住在这里，完全是祖辈的庇荫。
席正甫汇丰传奇
席德柄有个很牛的爷爷——席正甫，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除了席正甫，“四大买办”其他几位分别是唐廷枢、徐润，还有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能和这些人物列在一起，足以看出席德柄爷爷的实力。
四大买办，这个名头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威武霸气，但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买办这个身份，说起来并不风光。一方面，它并不是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大地，而是一个“舶来品”，让人不容易亲近。另一方面，买办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产生的。所谓买办，从本质上讲就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单从字面上来说，它其实是葡萄牙文Comprador（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
再通俗一些说，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和中国人民做生意，发中国的国难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类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的原因之所在。可是，跑到神秘的东方来做生意，难免会人生地不熟，往往会水土不服。尽管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还是需要中国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也就是说，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充当“二传手”，否则他们就会处处碰壁。于是，“康白度”就这样出现了。
严信厚的宁波前辈穆炳元就是靠当买办发了大财。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成为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没有杀他，却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和总务的穆炳元便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并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这种经历难免让人艳羡。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白领都梦寐以求的外企高薪职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外敌入侵，民族情绪也一直在反弹的过程中。所以，那时为洋商打工实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被贴上一个一辈子都洗不脱的标签：汉奸。这个标签似乎成了买办们的“原罪”。骂他们汉奸，不仅仅是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更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染上了负面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这也是唐廷枢、徐润愿意放弃自己在洋行的高薪工作，在李鸿章的召唤下，于1873年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的重要原因。此前，唐廷枢正帮怡和洋行代理经营长江一带的业务，主要任务就是替该行推销进口货物以及到内地收购蚕丝和茶叶。他的存在，简直成了怡和洋行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与此同时，徐润也在宝顺洋行混得风生水起。他们从洋行跳槽，绝不是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那样简单，里面无疑充满了民族感情的考量。这种感情在唐廷枢的就职宣言中显露无遗，他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国自身所有，岂非更为优越？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唐廷枢、徐润这样有民族正义感。当然，也不能说当买办的人就没有民族正义感。客观上来说，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需要。当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以一种强势的面目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将中国纳入世界商业轨道之后，简单的排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自己显得“粗暴”和“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