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经济的富裕、环境的变化，很难想象乡村对城里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这场变迁的背后，感人的故事很多：曾经有一个村子，因为政府要修的一条公路会惊动祖坟，村民联名上书要求手下留情，但政府还是想办法做通了思想工作，最后村民甚至同意把村庙挪出公路边搬到更安静的地方；还有一个村子，为了改善环境集约用地，专程回来的华侨带头挖开祖坟将先祖的骨殖当场火化，素来迷信传统的村民们竟然也跟着做起来，然后把骨灰小心翼翼地摆进村里集中建好的祠堂；有的村领导为了激发村民参与建新村的积极性，一次次带领村民到外地的先进村参观，当人们看到新村建设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实惠时，也禁不住梦想起自己的家园来。
通过石狮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我们首先看到了石狮人的务实精神，他们不搞大跃进，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把每一分钱都真正落实到改变村民生活的基本要素中来，同时量力而行，有重点地循序渐进。随着典型村的变化，不断有社会资金介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共振效应。除此之外我们更感觉到政府对乡村的质朴感情，他们在涉及移风易俗的事情上非常小心，总是尽力为村民想好具体的解决办法，从每一个细节上让村民感到原有的生活气息并未改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以及一切在村里说话算数的权威人士，让他们的视野与思维逐渐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对接，市里的工作人员经常下到村里与干部们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坐在规划图前对每一个细部作最合理的推敲，一起与村民们憧憬并亲手改造着未来。
我们在政府公务大厦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里常常遇不到访谈对象，也许是出于同样出身农民的情感，他们不是在乡村，就是在前往乡村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我们只看见不知是谁将一张张自己拍摄的新农村照片贴在墙上，有幽静的林间小路、热闹的休闲广场、中西合璧的民居、漂亮的路灯、各种依势修建的公共休闲设施和雕塑小品，还有夕阳下渔村的滨海廊道。
看到这些随意捕捉的乡村瞬间，此时的我们不用亲临其境也已经知道，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些照片所讲述的，其实是30万石狮人数十年如一日追求共同富裕的心路历程。
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说，做一个石狮的农民都是幸福的，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也不用忍受大城市的嘈杂与喧闹，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老人们可以顺心地打发时光，孩子们从此都拥有美好的童年。实际上，人们的心态之所以如此平和，一切又都与他们所享受的市民待遇有关。
1998年，石狮城乡开始实施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定城市“低保”对象每人每月200元，农村每人每月100元，到2004年，石狮彻底拉平城乡差距，都是200元，2006年达到250元，2008年至300元，为全省最高水平。
在2004年出台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暂行规定》中，不论城乡，“低保”人员在本市范围内就读中小学免交学费，减免杂费；在本市各卫生院、医院就医时，免交挂号费和护理费，床位费减免50%，手术费减免30%；电力部门还对保障对象每月减免10千瓦时电的标准费用。
与此同时，政府把温暖送往每一个弱势群体。2004年，市政府拨款60万元启动“残疾人安居工程”，在3年之内帮助30户无房或住在危房的残疾人解决了住房问题；市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残疾人工作站，给残疾人发放法律援助卡，为他们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并设立了30个“爱心书报亭”，帮助解决就业，又与市慈善总会联合出资170万元，为93名小儿麻痹、脑瘫痪者安装肢体矫形器，上百名青年志愿者与重度残疾人结对帮扶，提供经常性上门服务。
同样是在这一年初，石狮在全国率先探索“全民医保”，之后不久，“全民医保”在全市推行。按照多方筹集全民医保基金的原则，实行参保人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每人每年缴费40元，个人只需出20元，其他由市镇两级政府承担。保险期间，按比例逐级递增报销补偿，总费用在1万元以上的，可报销70%，一次性报销补偿最高可达2万元，对于学生和幼儿，最高可报销6万元，住院费用在100~1000元可报销50%，3万元以上的则可报销总额的90%。
紧接着的2004年12月，石狮又开始探索农村医保模式，全市5个试点村共1.1万多人享受“大病统筹”，2005年9月1日起试点扩大到9个乡镇55个村，近10万农民，农民每年只交10元钱，一次最高可获得5万元人民币的赔付补偿，相当于福建省省级医保的最高保额。仅2006年，市财政投入1300多万元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保人数达26.4万人，覆盖全市本地户籍人口。
在多管齐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同时，石狮政府还非常注重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是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加大教育经费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包括外来务工子女，农村教师每人每月增加200元补贴；改善中心小学办学条件，并且要求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必须具有两年以上镇村学校任教经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2006年投入2500万元建设疾病控制中心，安排7500万元用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投入500万元完善沿海各镇卫生院，实行乡村医生每人每月60元补贴；实施市级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农村基层卫生院建设制度，要求卫技人员晋升中高级职称必须具有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一年以上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体系，2007年又安排了7500多万元用于垃圾中转站等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镇村文化设施和文体活动场所建设，构建农村文化服务网络，丰富农村文体文化生活，做到村村有图书馆，村村有老年活动中心。
正如一位台湾慈善家所说：“一个人有再大的权力，有再多的财富，有再高的智慧，假若没有学会关怀别人，爱别人，那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走在石狮的乡村，我们常常感到在每一个数据的背后，似乎都蕴藏着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使我们有些困惑的是，这里的人们常常被外界视为精明的生意人，但如果你真的到石狮走一走，又能随时触摸到一颗颗滚烫的大爱之心。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石狮与全国人民一样彻夜难眠，人们马上行动起来，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一位农民老板打开电视24小时关注灾情，他马上给在成都做服装配件生意的女婿打电话，让他火速捐款50万元；就在朋友笑着问他自己捐了多少的时候，不服气的他第二天又跑到镇里交了10万元；在蚶江镇石湖村，不知是谁在菜市场放了个不起眼的募捐箱，没有任何宣传，那些留守在家里的女人们买菜的时候随手就会塞进些钱，到第二天上午竟然就募捐到了近10万元；而在城里，政府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年轻人放下生意来“夺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如往年，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捐出5万、10万，有的人甚至借钱捐款。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个时候突然冒出很多自称是来自地震灾区的求职者，企业也照单全收。
在地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民间慈善组织人士忙得不亦乐乎，政府公务员的口袋被一次次掏空，听说在晋江还有这样一位农民企业家，他似乎是信不过组织，自己提着满满的钱箱亲赴灾区，然后一家一户作调查统计，确认每个家庭的损失，当场把现钞送到灾民的手中才算彻底放心。
目睹此情此景，我们不由地对闽南这块大地再一次肃然起敬，我们不禁这样思索：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对远隔千里之外的另一块土地寄予如此浓重的亲情，为什么这些拼命挣钱的老板在捐助面前都显得毫不吝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让人们的情绪瞬间沸腾？
1988年的那个夏天，政府向全体石狮人承诺了“以城带乡，共同富裕”的梦想，其后历届政府又前赴后继，进一步提出“城乡一元化”的发展理念，很多年过去了，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但二者却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今天的任何一个石狮人在说起新农村的变化时，都会像背口诀一样说道：“我们村村通公路，村村有自来水，村村通网络，村村有老年活动中心，村村有图书馆，人人有医疗保险，我们还有老人院，马上就要剪彩了……”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执政党在十七大时对13亿中国人的庄严宣告，也是几代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令人欣慰的是，我们通过石狮似乎看到了和谐社会其实并不遥远，当一个国家真正崛起时，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幸福之日。
我们更感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许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所真正带来的，乃是一个民族传统情感的回归，所有曾经被扭曲和抛弃的美德与价值观都将一一复苏，一旦这些文化因素再次以群体的方式复活，那么这个民族的复兴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曾经闪烁过三个人的身影：一个叫晏阳初的学者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一个毅然从北大辞职的教授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县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同样在重庆北碚，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提出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打响了一场乡村现代化的实验。
遗憾的是，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固然可以激起一时的火花，但结局却只能是昙花一现。80多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告慰这些先贤们的在天之灵，今日之中国已不复当年景象，这里的人民已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个人都有了主宰命运的机会与可能，倘若他们的灵魂能够来到祖国的东南一隅到此一游的话，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