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蓄势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脚正不怕影子邪，身为领导者走得正、行得端，就不怕小鬼难缠。所以领导者应时时不忘修炼胸中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领导者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中有的人可能就对你没安什么好心，瞅准机会就要背后给你一拳。对于这样的人，领导者必须防字当先，以蓄势待发之态对外才行。
1.掌握伸与屈的分寸是领导者的竞胜之道
以屈求伸，并不意味着败，而是力量薄弱时身处逆境中的竞胜之道。古往今来，无论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很少能总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每个人都有他屈身的时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只对他的荣辱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屈身，有的人则可能向大众利益屈身。从社会现实来看，人们可以钦佩或鄙夷某一种“屈身”行为，但是不同的“屈身”行为，确实是决定人们是否能够有所作为或取得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成就一方霸业的曹操就很善于掌握屈与伸的分寸。
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献帝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时，由于曹操没有地盘，便只好做英雄屈身之举。他在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须争取陈留太守张邈的帮助，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对张邈屈身以事之，并主动接受张邈的节制。不久，曹操随张邈来到酸枣前线，代理奋武将军之职。
和后来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样，曹操一方面屈身于张邈，受他的领导和节制，另一方面也在乘机积蓄自己的实力，以为后来开辟自己的天下创造条件。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见识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想办法对付，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辎重五千乘。曹操刚在己吾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独鲍信对曹操说：
“有大谋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失败的。”
于是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从此也把他当作知己看待。
当然，曹操对他所“屈身”的人也不是不尽心负责。当他看见各路义军十余万人，每日只是宴饮作乐，不思进取，感到非常愤慨，忍不住加以指责，并就诸军如何调动安排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
“勃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驻守孟津，酸枣诸将驻守成皋、敖仓、太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驻守丹水和析县，并开进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大家深沟高垒，不同敌兵交战，多虚设疑兵，以显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敌，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现在大家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如果心怀疑虑不敢进兵，会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实在为大家的举动感到羞耻！”
孟津、成皋、敖仓、太谷、丹水、析县、武关大都是形势险要，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些地方驻兵，不仅可以对洛阳形成半包围的态势，而且还可以震慑三辅，动摇驻守长安的西北军的军心。这是一个可以遏制敌人进而寻找战机打败敌人的方略。而且，这个方略只要求布为疑兵，并不马上出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关东诸军企图按兵不动、保守实力的心理。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施行这个方略应当说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曹操虽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辞激切、义形于色的地步，张邈等人还是我行我素，对曹操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但是，英雄终究不能久居人下，其志向、所走之途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再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对袁绍施加影响，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
所以当袁绍私下派人说服曹操让其归附他时，曹操也不置可否，后来，随着袁绍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加快发展个人实力的步伐。以后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了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前，双方才成为“两虎相斗”的“对头”。
只要胸中有丘壑，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从不怕暂时委屈自己，因为他知道，没有这一时之屈便不会有出头之日。所以，他总能对局势洞若观火，内不失方寸，外不失圆滑。
2.在大政方针上见识深远是“内方”的最好体现高明的领导者必有大心思、大算计，例如对于各种力量的控制就是一门极深的学问。各种力量之间的纵横会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组合顺序的先后。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操纵局面的过程有时就会显得有些曲折。
唐王朝统一全国以后，中原地区的封建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但民族矛盾却更加突出。当时，对唐王朝威胁最大的是突厥。从隋朝末年开始，到唐太宗贞观初年，突厥不断入侵内地，杀掠人畜，抢夺粮食，制造混乱，使内地的人民遭受长期的深重灾难。
但是，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突厥境内连续三年发生旱灾，使得六畜多死，实力大损。这样，突厥境内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乘机起来反抗突厥的压迫，纷纷投靠唐王朝。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就曾派使者到突厥统治下的薛延陀，册封其首领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与其结成同盟，从内部削弱突厥的力量。随着突厥的衰弱，薛延陀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薛延陀已拥兵20万，成了唐王朝的心腹之患。
面对此种情形，房玄龄对唐太宗说：“陛下，今薛延陀异军突起，恐日后难制，可拜真珠毗伽可汗二子为小可汗，使其互相掣肘，以夷制夷。”
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建议，便封真珠毗伽可汗的两个儿子拔酌、颉利絆皆为小可汗，并各赐旗鼓，表面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为了分裂其势。
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俊斤来唐王朝求婚，并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玛瑙镜一枚。唐太宗接受了薛延陀的贡品，并问诸位大臣：“薛延陀居强漠北，今御之有二策：一为发兵殄灭之，二则与之约为婚姻以抚之，二者何从？”
房玄龄回答说：“臣以为中原之地方才安定，如果再起战事，势必生灵涂炭。与之和亲，则有甥舅之礼，可使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是为上策。”
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回答，说道：“公言甚是。朕为百姓父母，如可使之安宁，则朕何爱一女乎？”
贞观十七年（643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派其侄突利设到唐朝请婚，左领军将军契絆何力反对说：“陛下，薛延陀不可与之和亲。”
唐太宗说：“朕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
房玄龄也说：“陛下，大唐既许其和亲，又受其聘币，不可失信于戎狄，使边患再生。”
契絆何力争辩说：“臣非欲陛下绝之婚也，希望延迁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真珠可汗使其亲迎，即使不至京师，也应至灵州也。彼此不敢来，则绝之有口实矣。”
唐太宗听了契絆何力的话，点头称是。房玄龄见状，觉着不妥，便说：“陛下既知薛延陀不可妻，当初则不许其婚可也。既许之，又设局以得口实，臣以为不可。”这一次，唐太宗拒听房玄龄的建议，一意孤行，下诏让真珠毗伽可汗亲迎，并说自己也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南）与之相会。
真珠毗伽可汗闻诏大喜，欲往灵州，其部下说：“如为唐朝所留，将悔之莫及。”
真珠毗伽可汗说：“我闻大唐天子有圣德，我有机会亲往见之，死无所恨。”与此同时，唐太宗先后派了三批使者，到薛延陀接受其所献的马牛羊。但薛延陀是游牧为生，要凑足所献杂畜之数，常常需往返万里，沿途要经过沙碛之地，使杂畜一大半因无水草而死亡。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真珠毗伽可汗不可能按期到达灵州与唐太宗相会。这时，唐朝有大臣说：“聘财未备而与之婚，将使戎狄轻侮大唐。”
契絆何力则说：“果如臣所言！”
唐太宗的内心已有毁婚约的打算，在大臣们的蛊惑声中，唐太宗彻底动摇了，将房玄龄的一再劝告抛到九霄云外，下诏与薛延陀绝婚，并召回了三批使者。唐太宗的这一举动，让房玄龄内心非常不安，往日的情形不由得浮现眼前。
在武德九年（626年）的夏天，玄武门之变发生不久，突厥恃强进攻唐朝，一直打到渭河便桥之北，形势非常危急，朝中人心惶恐不安。刚刚夺取太子之位的李世民，面对此等情形，问房玄龄：“公有何策？”
房玄龄说：“突厥号称百万，恃强而来，有骄我大唐之心，大王可暗设伏兵于渭河之南，然后大王带数骑与之隔河答话，突厥必心生疑惑，不敢轻举妄动。”
萧蠫反对说：“公言差矣！突厥狼子野心，以大王千金之躯，不可如此轻敌，当固守以待援军。”
房玄龄说：“突厥所以敢倾巢而来，以我国内有难。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突厥必纵兵大掠，那就不可收拾了。今大王轻骑临阵，使之知我决战之心，此举又出其不意，可使之生恐惧之心，制服突厥，在此一举。”
萧蠫犹坚持不可，李世民说：“我计已决，卿毋复言！”于是，李世民带领六骑出玄武门，至渭河便桥之南，与突厥颉利可汗隔河而语。突厥人马大惊，皆下马罗拜，请和而退。
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在李世民、房玄龄的密切配合之下，演得那么有声有色，淋漓尽致。房玄龄想着那如同昨日之事，再看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心里着急如焚，便找褚遂良商议。
房玄龄对褚遂良说：“汉初匈奴屡为边患，汉帝饰子女捐金絮以抚之，使百姓安宁。自隋末大乱以来，突厥屡进中原，掠虏百姓，陛下与之约和而退。今薛延陀虽居强漠北，但不比汉之匈奴、隋末之突厥，强则在我，使其臣服即可，约以婚姻更固。陛下圣德亘古未有，前许后毁，恐损我大唐胜名。不知褚公意以为如何？”
褚遂良点头表示同意，说：“我已写好一道奏疏，明日上朝奏于陛下。”
房玄龄说：“如此甚好。”
第二天上朝，褚遂良上疏说：“陛下，薛延陀本突厥治下一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余寇奔波，须有酋长，陛下方立之为可汗，赐以旗鼓。薛延陀之于陛下，臣也，既许其婚姻，国中童叟皆知，百姓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惜一女，人人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名声。如生嫌隙，必生边患，此所谓得少失多，恐非服远人之法也。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再说，漠北部落无数，诛杀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彼而不在我，失信者在彼而不在我，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矣。”
褚遂良上奏完毕，房玄龄接着说：“陛下，遂良之言甚切。当初，陛下问臣是战是和亲，臣以为取和亲为上策，陛下亦以为然。契絆何力一面之辞，使陛下心生动摇，失信于戎狄，古之圣人不为也。臣以为陛下当效汉世之法，饰子女以抚之。”
唐太宗固执己见，说：“昔汉初匈奴强，以和亲为宜，今强在我，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匍匐稽颡，不敢骄慢，畏我之故也。若以女妻之，彼必自恃大国之婿，使漠北杂姓臣服，一旦不合其意，反为所害。今绝其婚姻，使杂姓和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
房玄龄说：“陛下，为君者当以德服人，夷狄华夏一视同仁，方为长治久安之计。如边患再生，必使我大唐臣民蒙兵燹之灾，天下徒添孤儿寡母。陛下乃一代圣主，臣能侍奉陛下左右乃前世所修，臣于谏争之事，窃以为不若魏征。若魏征在，恐不欲陛下有毁约之举也。”
魏征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可惜在此之前去世了，当时唐太宗还悲哀地说：“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见房玄龄提及魏征，不由得砰然心动，但刹那间又消逝了，仍不改初衷地对房玄龄说：“朕计已决，公毋复言！”
就这样，房玄龄的和亲安边之计流产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唐王朝比薛延陀要强盛得多，薛延陀是不会轻易犯边的，如果再以和亲与之结盟，那边境的安宁将会更进一步，和亲之计有其说不尽道不完的种种好处。正因为如此，房玄龄才苦苦劝说唐太宗。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到了后来，和亲安边之事却多有实施，最著名的莫过于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了，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也可以感受到，这就不能不让人赞叹房玄龄的英明了。
蓄势是领导者最难念好的方圆经，因为你既要以自己高人一筹的见识征服别人，又不能逾越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规则。但是，也正因为此经难念，一旦你下功夫念好，定会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