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显著的例子是对待杨敏。杨敏曾经直率地说：“蒋琬作事愦愦，真是不及前人！”这一大胆的言论很快被报告上去，有关官员要求审讯杨敏，蒋琬表示反对。他说：“我确实不如前人，这是实情，不必追究。”既然如此，按规定就必须有不加追问的理由，蒋琬心平气和地说：“如果不如前人，那么事情就不会办好，事情办得不好，不就是作事愦愦？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后来杨敏因事入狱，有人担心蒋琬乘机报复，这样一来杨敏必死无疑。但是胸怀磊落的蒋琬并无芥蒂，不怀成见，杨敏得以免除生命之忧。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蒋琬确实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度量。因此在他为相期间，蜀国基本上没有人事上的重大矛盾和纷争，保证了全国官员同心，上下安定。
蒋琬的才能远不及诸葛亮，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能沿用诸葛亮的成规，以静治国，注意选拔人才，用人之长，兼之气量宽宏，心存大局，因此使蜀汉在失去了诸葛亮之后维持了稳定的政治局面。至于北伐，他审时度势，积极进取，虽壮志难酬，但其所作所为亦基本符合天下大势和蜀汉国情。从上述几点看，蒋琬仍不失为继诸葛亮之后的一个作风稳健的领导者。
领导者的管理行为关系着大局的成败，而其个人的胸怀气度又直接影响着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实施管理。只有具有雍容宽广领导气度的人，才能不斤斤计较个人私利，才能以博大的胸怀和坦荡的公心对待所领导的人和事。当然，这种气度也不一定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修炼和磨励。善养浩然之气，为臣者的领导水平才能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所有拥有超凡智慧者的共识。
6.靠宽厚大度撑起头上这片天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为什么宰相的胸怀如此宽广呢？因为他是一国中枢，有“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的职责，没有胸怀和气度便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领导者都应该学习这种宰相气度，才能更好地撑起自己那一片天。
战国时赵国上大夫蔺相如，在处理与廉颇的关系时，就是以宽厚大度、坦荡的胸襟演出了一幕动人的将相和。赵惠文王时，曾得到楚和氏璧，秦昭王提出愿以十五城易之，时秦强赵弱，大臣们都认为若答应，不可能得秦十五城，而不答应，秦则会举兵相攻。此时，宦者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结果，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后又随赵王使秦，归来后，被拜为上大夫，位在名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并宣言道：“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知后，则尽量不与他相遇，朝会时，也常称病，不愿与廉颇争列上下。一次，相如外出，望见廉颇，便让车躲在一边避匿，他的门客们纷纷劝道：“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且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这时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门客们答道：“不若也。”相如又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番话传到廉颇那儿后，廉颇深为内疚，立即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道：“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两人从此情义笃深，为生死之交。
后世也往往有一些贤相良辅，能像蔺相如这样，不计个人私怨，置怨结欢，宽厚待人。唐朝的房玄龄与李吉甫都有类似的事例。
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后，曾大病一场，尚书省的郎官们要去探视，户部郎中裴玄本说：“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也就是说若房玄龄可痊愈，应去探望；若病重不堪，不久于人世，则不必探视了。此话自然传到了房玄龄那儿，属吏及宾客们都愤愤不平，要求房玄龄病愈上朝后从重处罚此人。但房玄龄却对人们说：“玄本好谐谑，戏言耳。”房玄龄病愈后，立即到尚书省处理政务，他到以前，裴玄本忐忑不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殊不知，房玄龄升堂后，看到裴玄本，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唐德宗时的宰相李吉甫为人公允、平和，在其早年，陆贽为相时，曾怀疑他与别人结为朋党，贬其为明州长史。陆贽可谓一代名相，但性情刚直，以天下为己任，每每犯颜上谏，触怒了朝中权要与德宗，被贬为忠州长史。时权臣裴延龄欲置陆贽于死地，遂奏请德宗，任命李吉甫为忠州刺史，他认为李吉甫曾被陆贽贬斥，结怨已久，肯定会设法加害陆贽。但李吉甫到任后，非但没有加害陆贽，反而与之置怨结欢，人们无不钦佩他的气量，而李吉甫也因此六年不得擢升。
还有一些宰相为了不计私嫌，雍容大度，干脆不去过问怨嫌一方，以免自己把握不好，心存芥蒂。武则天时名相狄仁杰执法严明，刚正不阿，在地方和朝臣中得罪了一批人物。他在豫州刺史任上时，就有一些人上书则天，言狄仁杰之过失，极尽诬陷编织。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狄仁杰任宰相后，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狄仁杰则答道：“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北宋宰相吕蒙正也有一段类似的轶事。蒙正仁宗时初为参知政事，入朝堂时，有一名朝士在帘内指着他悄声道：“是小子亦参政邪？”吕蒙正佯装不闻而过。同行的大臣马上要让人询问其官位姓名，被吕蒙正制止。朝会结束后，同僚们仍愤愤不平，后悔为何不追究。吕蒙正则说：“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人皆佩服其雅量。
对于同僚间的是是非非，一些宰相们也能宽厚大度，处理得十分得体。北宋李沆，仕太宗、真宗两朝，为参知政事，其为相，专以方严厚重镇服浮躁，尤不乐随意论他人短长。知制诰胡旦贬至商州后，久未召还。此人曾与李沆同为知制诰，听说李沆任参知政事后，以启贺之，并历数前任宰辅，多言前任之不是，启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以非材谢病，优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又极言李沆之才华，依附请托之意甚明。李沆见启后，愀然不乐，命属吏封还，且言：“我岂真有优于是者也，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我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其为相，不肯擢任胡旦。
北宋还有一位宰相王旦，在这些问题上也把握得十分得体。王旦为相时，寇准为枢密使，凡中书有关枢密院的事，王旦都让人送枢密院，一次，事情有误，寇准即上告真宗，真宗责王旦，王旦即请罪，并不辩解，其属吏亦遭责罚。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省，亦有误，属吏拿到后欣然呈王旦，王旦并不上告真宗，只吩咐：“却送与密院修正。”寇准收到后，十分惭愧。还有一次，中书用印偶倒，寇准即要求对当事吏人治罪。他日，枢院印亦倒用，中书吏人亦请王旦要求治其罪，王旦问：“你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王旦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这种气度在中国古代官场中是十分少见的。
对于政坛仇敌，能置怨结欢或释然不究固然可传为美谈，但若能平心相待，不落井下石，也可算作宰相雅量，寇准之于丁谓可视为一例。丁谓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但善于钻营，心术不正。初时，寇准并未识察其人，而是因其有才，多次力荐，很快将丁谓荐至参知政事。丁谓为参知政事后，仍对寇准谦恭有加。一次，中书省大宴群僚，寇准在豪饮之后，被羹汤玷污了胡须。丁谓见状，连忙走过来，轻轻地为寇准拂拭胡须。寇准不以为然地说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邪？”此后，丁谓在政见上也日益与寇准相左，终至水火不相容，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丁谓利用刘皇后，向真宗告发寇准，谎称寇准要挟太子架空皇上，夺朝廷大权。真宗将寇准罢相，擢升丁谓为相，不久，将寇准贬为相州司马。
圣旨下达时，丁谓擅自更改，又将寇准远徙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次年四月，真宗病危，丁谓又联合刘皇后，要其下懿旨，再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而且，派中使到道州宣读懿旨时，让中使故意在马前悬一锦囊，内插一把宝剑，又让剑穗飘洒在外，以示将行诛戳。一般臣子见到这种场面，多误以为降旨赐死，不待开读诏书，便会主动自裁。但寇准却不予理睬。中使到道州时，他正与郡中僚属在府内聚饮，众人见中使一行杀气腾腾，十分惶恐，手足无措。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道：“朝廷若赐寇准死，愿见敕书。”中使窘态百出，只得如实宣旨：敕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
寇准到雷州后不到半年，丁谓也获罪罢相，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司户参军。丁谓赴崖州贬所，中途必经雷州，寇准的家僮门人获此消息后，一致要求寇准趁此机会报仇。寇准此时固然也不可能与丁谓就此释怨，但他又不肯落井下石，更不愿让家人为报仇而坏了国法。因此，他在丁谓途经雷州之际，一方面将家人全部关在府内，使之纵情饮宴。另一方面，又派人携带一只蒸羊送到雷州州境，交与丁谓，显示出应有的气度。
宽厚是宽厚者的通行征，尖刻是尖刻者的墓志铭。外圆之圆固然有圆滑的成分，但是，如果以宽厚的待人处世之道为底蕴，圆滑就能变成圆融，一切屑小行径在它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7.淡泊名利让领导者逢凶化吉
不管是沉居下僚还是身践高位，领导者“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得意时飞扬跋扈，逆境中则一蹶不振，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能做到顺而不骄，败而不馁，则显示出一种雍容宽广、能做大事的气度，这种气度足以让你逢凶化吉。
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对宠辱问题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当算作一位。他处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混乱时代，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贵而不骄，激流勇退，恰当地把握住了一个宠臣、功臣的应有分寸，善始善终，圆满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一生。
李泌少时聪慧，被张九龄视为“小友”；成年后，精于《易》，天宝年间，玄宗命其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李泌不肯接受，玄宗只好让他与太子为布衣之交。当时李泌年长于太子，其才学又深为太子钦服，因此，常称之为“先生”，两人私交甚笃。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后来，李泌因赋诗讥讽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无法容身，遂归隐颍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至蜀中，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统领平乱大计，李泌也赶到灵武。对于他的到来，肃宗十分欢喜，史称：“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
这种宠遇实在是世人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李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平静如水。肃宗想任命他为右相时，他坚决辞让道：“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肃宗只好作罢。此后，李泌一直参与军国要务，协助肃宗处理朝政，军中朝中，众望所归。肃宗总想找个机会给予李泌一个名号。
肃宗每次与李泌巡视军队时，军士们便悄悄指点道：“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后，即对李泌道：“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当他身着紫袍上朝拜谢时，肃宗又笑道：“既服此，岂可无名称！”马上从怀中取出拟好的诏敕，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即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子李之府署。李泌不肯，肃宗劝道：“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这样，他才勉强接受下来。肃宗将李亻叔的元帅府设在宫中，李泌与李亻叔总有一人在元帅府坐镇。李泌又建议道：“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即广平王李亻叔）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肃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实际上是赋予李泌朝政全权，其地位在诸位宰相之上。当时，军政繁忙，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接连不断，肃宗完全交付李泌，李泌开视后，分门别类，转呈肃宗。而且，宫禁钥匙，也完全委托李泌与李亻叔掌管。
面对如此殊遇，李泌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实际上是肃代两朝的开朝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