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不能做随风倒的墙头草，这会让下属无所适从，更会让下属心生鄙夷。领导者是焦点所在，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只有心中有方寸，在关键问题上坚守原则不手软，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
1.不给害群之马兴风作浪的机会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有害群之马不时地跳出来，挑战领导者的权威。对此，领导者大可不必自怨自艾，而应把这看作一种必然现象，当作对自己的领导智慧的磨炼。在这里必须把握一个铁的原则不放松：害群之马跳出来一个就要清理一个，绝不能给他兴风作浪、借以做大的机会。
秦始皇嬴政在原则问题上有方无圆，对害群之马绝不姑息，为今天的领导者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养料。
禣是秦王嬴政的母后赵姬的面首，在太后的支持下，禣的政治实力迅速上升，先是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山西太行山东南），与丞相吕不韦待遇一样，而后更是“事皆决于禣”。
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领文武官员离开咸阳，前往雍城举行加冕大典。雍城在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兴建国都，以后历经295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这里一直是秦国首都。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于咸阳。由于雍城在秦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凡举行祭祀祖先及各种盛典，均需来此进行。历代国君、后妃以及贵族死后也多归葬于此。
嬴政在雍城蕲年宫如愿地举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剑典礼。剑是古代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一般人是绝对禁止佩带的。秦国一直到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许官吏可以佩剑，但一般人仍不许佩带。国君也是在举行加冕礼之后方可佩剑。所以，嬴政不仅要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接手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将一把佩剑佩带在自己的腰上，以显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举行加冕典礼刚刚完毕，从首都咸阳传来消息，信阳侯禣因为嬴政派人调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惧，先发制人，用伪造的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地方部队）以及卫卒（宫廷卫队）、官骑（骑兵）等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
获知禣叛乱的消息后，嬴政在众大臣面前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报告，然后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调发军队，前往咸阳镇压。实际上，这是一场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乱，一切他都已经有所安排。
平叛的战斗并不激烈，叛军不堪一击，在强大的秦军面前一触即溃，被斩首数百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叛军人数不多。另外，从派去镇压平叛的将领也可以看出，年轻的嬴政根本就没有把禣放在眼里。这两个人，昌平君和昌文君，他们既非名将，又无突出的政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昌平君还有点事迹，宋代裴马因《史记集解》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秦）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而“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派去两个不知名的人便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反映出嬴政有别于众的用兵风格。
叛军被击败，秦王嬴政下令将禣和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部枭首（斩首后将人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然后将尸体车裂。同时还“灭其宗”，将其家人满门抄斩。他们的舍人，最轻的处以鬼薪（为官府砍柴的刑罚），更多的人则被处以迁刑，共有四千多家被夺爵远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县）。
对于太后，则不能用杀戮的办法，毕竟她是嬴政的亲生母亲。尽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并非儒家的“专利”，不过太后确实让嬴政很难堪，心中难以饶恕，于是嬴政把太后迁出咸阳，令其往雍城居住。
收拾完禣，该来收拾吕不韦了。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接着又命令他离开咸阳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于吕不韦执政十几年，对秦国功劳很大，在各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吕不韦的人士众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得知吕不韦周围的情况后，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吕不韦会逃离秦国。那样的话，凭吕不韦现在的威信，联络各国反秦会给秦国带来危险的。思前想后，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师无名，且易激变；又不便将吕不韦抓回咸阳———抓来也无法处刑，要处刑早就处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最后，秦王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国封给您河南之地，食十万户；您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却号称仲父。带着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的心都快碎了。它不仅将其对异人、对秦国的功劳一笔勾销，而且暗含杀机。吕不韦知道嬴政的脾气，他不死，事不宁，迁徙到蜀地也是个受罪的命，干脆满足他算了。于是吕不韦饮毒酒自杀，成全了嬴政，时间是秦王嬴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碍嬴政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被彻底消灭。秦王嬴政在亲政后两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并且迅速确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尽管手段极其残暴不仁，但是秦国人、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秦国的武将们，看到了秦国统一的曙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身体健康、处事果断、临阵不慌、能够对敌人无情打击且对统一战争怀有强烈的必胜信心的君主来领导他们消灭六国，结束历经上百年分裂混乱的统一战争，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这一点，秦王嬴政没有让他们失望。
害群之马的威力是巨大的，轻则制造小麻烦，重则引起大混乱，甚至动摇领导者的根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拖延迟疑、心慈手软的做法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方圆之道告诉我们：在不需要“圆”的时候，那就念好这个独一无二的“方”字经。
2.及时制服越轨的能臣干将
每个领导者都有几个倚为心腹的人，有那么几个善于冲锋陷阵的能臣干将。但是能臣干将的作用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产生异心、行为出轨，其消极影响也会巨大无比。领导智慧要求你必须及时采取行动，任何求“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危险的。
在中国古代，大凡雄才大略的君主在这一点上都毫不含糊。
汉高祖刘邦处心积虑除掉功高盖世的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就是这一领导智慧的典型体现。
由于在楚汉战争中建立的功勋、所起到的作用，韩信的军事才能人所公认，名望和权势亦因之而有广泛的影响。刘邦曾经在众臣面前说过：“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也正缘于此，不能不对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刘邦眼里，韩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是新政权潜在的最大威胁。而等到刘邦称帝以后，心怀有私的韩信显然已不仅是隐患的问题，而是确实起了反心。
公元前201年十月，韩信窝藏“头号战犯”原楚国大将钟离昧，使刘邦找到了解决他的突破口。钟离昧原是韩信的故交好友，楚汉战争结束后，钟离昧成为汉王朝通缉归案的要犯，但韩信出于私人交情，将他藏匿。刘邦得知后下诏给韩信，要他速将钟离昧逮捕归案，但韩信出于朋友之情和侠义，拖延未予执行。
刘邦转而征求陈平的意见，陈平问刘邦：“陛下现有兵力，可有取胜把握？”刘邦说：“难以料定。”陈平又问：“陛下属将，有谁比得上韩信文武兼备？”刘邦说：“难以找出。”陈平接着说道：“兵难胜楚，将不及信，若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韩信不反也要反了。而且一旦兵戈相见，胜负实难料定。此非上策，我为陛下担心。”刘邦忙问陈平：“那该咋办？”陈平想了想说：“有人上书说信反，信知否？”刘邦说：“时间不长，信恐不知。”陈平这才献策道：“既如此，陛下可知古时天子巡游必会诸侯，臣闻南方有云梦泽（今湖北潜江市西南），陛下可学古人出游云梦，依遍召诸侯之例，使会于陈地，陈与楚交境，信身为楚王，闻陛下无事出游必前往拜谒，陛下乘机伏下甲兵可将其轻易拿擒，何需大动干戈？”
刘邦对这个献计表示满意，马上予以采纳，遣使四出，说高祖出游云梦，诏令诸侯会集陈地。
皇诏传至下邳，韩信半信半疑，他已两次被夺去兵符，心知刘邦好疑多诈，加上曾有抵触违令的表现，心知肚明，所以格外留心。但他虽然心存疑惧，却在如何行动上拿不定主意，是发兵反抗好呢？还是前往拜谒好？发兵反抗，没有什么借口，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说也没有造反的事实根据抓到刘邦手里，由此获罪，实在不值得；堂堂正正地前去谒见刘邦，又怕遭到暗算，因而他难下决断。属下见此，进言道：“大王非无过失，招皇上猜忌，主要是因收留钟离昧一事。如将其斩首，持其首拜谒见皇上，皇上一定心喜，大王还有何忧？”韩信心里很矛盾，思考再三，也感到只有此法或可摆脱厄运，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韩信只得试探一下，于是去见钟离昧，将手下谋士的话直言相告。钟离昧知其意，亦含怒直言：“汉帝不敢击楚，是恐昧与大王相连，若捕昧献汉，我今日死，大王便明日亡。”说完观信动静。良久，韩信仍无动于衷。钟离昧长叹一声，起身言道：“大王非君子，我不该投身于此。”说完，拔剑自刎而死。
十二月，当韩信持钟离昧之首到陈（今河南淮阳）谒见高祖时，刘邦如愿以偿地将他捕获。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刘邦的诱捕之计。自投罗网的韩信满腹委屈，愤怒地对刘邦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死。”韩信引述春秋时越国范蠢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古训。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回敬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我不得不拘你。”
刘邦将韩信带至洛阳以后，有大夫田肯进言，含为信求赦之意，说及韩信三大功劳：一是还定三秦；二是平定齐地；三是垓下灭楚。细思起来，刘邦也觉得韩信功大过少，若将他下狱论刑，恐滋众议，就将他赦免，但同时决定贬他为淮阳侯，留在京中加以监视。
平心而论，刘邦此时的确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因为他这时候既无谋反的思想准备，更没有谋反的行动。包庇一个逃犯钟离昧，在封国内簇兵招摇巡视，纵有不妥，亦构不成谋反罪。然而韩信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列国林立的时代，认为在封国之内他有权任意处置一切，对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做一名诸侯王很不适应，因而与汉中央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韩信善于立功，却不会避祸。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讳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却自恃过高，锋芒毕露而终招杀身之祸。
刘邦未动刀兵就生擒韩信，但并未就此杀掉他，而是贬职监视起来。从当时的处境着想，韩信如能以此为转折点，在与刘邦的关系处理上像萧何一样谨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张良一样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刘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如此尚可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并没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反却委屈终日而耿耿于怀，同时在这种恶劣情绪支配下内心深处的叛逆意识反倒强烈增长。他先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办法，常常“称病不朝从”，觉得由王降为侯，地位与灌婴、周勃、樊哙等原来的部下等同，十分难堪，心情异常郁闷。
有一次，他来到樊哙的居处闲聊，樊哙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级，在军中又享有颇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礼节来接待韩信，恭恭敬敬，言必称臣，迎送时均行跪拜大礼。哪知一走出樊哙的家门，韩信却无限感慨地自嘲说：“想不到我韩信今生竟混到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的地步了！”可见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太爱面子又傲世不驯、不堪寂寞的人物。刘邦知韩信不满，但因他权位已失，料已无甚大碍，也就不多与他计较，气量也大了起来，有时还找他聊聊天。可此时韩信已萌发了造反的念头，并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气不减当年，时时锋芒毕露却并不知觉。
韩信的骄纵日益增长，已经达到自病不觉的程度。一天，刘邦和他谈及朝中诸将能力的高下，韩信一通品评，竟没一个满意者。刘邦目视韩信，问道：“像朕，能领多少兵马？”韩信随口道：“陛下统领兵马，最多不过十万。”刘邦面露不悦，反问道：“卿又能领多少？”韩信很自得，答道：“像臣，多多益善！”刘邦也很不客气地说：“既如此，卿何以被朕所擒？”韩信至此，才感觉言语欠妥，愣了片刻，只好回答说：“陛下不善统兵，而善驭将，为此臣才被陛下所擒。且陛下所为，均由天授，非人力所能及。”言罢，俩人相视而笑。经此番对话，刘邦心中对他的疑惧有增无减。
接下来数年近于囚徒般的生活，耐力不足的韩信经历了由失望、怨尤到愤怒、仇恨的心路历程，最终发展到走上了谋反道路。他不断思考对刘邦的“负义”如何报复，不久，便抓住了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