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与阳夏侯陈感情甚笃,恰巧刘邦任命陈以代相国的职务监领代、赵两地兵权。陈赴任前,到韩信处辞行。韩信把左右的人都支开,拉着陈的手走到了庭院中,仰天长叹道:“能与将军说说心里话吗?”陈恭敬地说,惟将军之命是从。韩信遂与他密谋说:“将军要赴任的地方是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而将军却不是陛下所亲信的近臣。如果初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不一定会怀疑,如果再有人告你造反,陛下就会有所怀疑,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陛下就会坚信不疑,必将亲自带兵来讨伐你。届时,我在京师起兵与你里应外合,天下即可属于你我二人。”
陈对韩信的这种谋略深信不疑,于是俩人就这样定下了相机起兵,推翻刘邦汉室的阴谋。
本着这一思想,陈到任以后,果然开始蓄养大批宾客勇士,为叛乱做暗中准备。有一次,陈假满归镇时,路过邯郸,随行车队竟有千乘,偌大的邯郸官舍都容纳不下,由此暴露了叛乱形迹。按照礼仪,这是一种僭越。因此赵相周昌上书对陈提出弹劾,刘邦下令调查,惊恐不安的陈由此也加速了谋反的步伐。
公元前197年(汉高祖十年)九月,陈终于在代地公开举起了叛旗,自立为代王,蔑视朝廷。刘邦亦如韩信所料,亲自率军征讨。临行时,刘邦已怀疑韩信与陈有勾结,就故意要求韩信随军赴前线效力。韩信认为这正是他在京城举行谋叛的良机,因而称病不从。但是,韩信的这些伎俩哪里逃得过刘邦的法眼,在他的默许下,韩信最终被吕后诛杀。
在刘邦重用、削弱、诛杀韩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是手下的“干将”如果功劳过大、能力超强则难免产生非分之想,二是如果作为领导者不能以“圆”的方式满足他的欲望,那就要及时地出手制服他。
3.时刻握紧手中的指挥棒
一个乐队的指挥如果把指挥棒交给他人,节奏就会被打乱,合奏就会演砸,因为指挥棒是乐手们关注的焦点,是指挥家引导音乐走向的关键。如果我们把领导者也看作这样一个“乐队指挥”,那么职责所赋予他的权力便是一根指挥棒。指挥棒拿不稳,或被手下人侵夺,他就不能稳定地操纵局面。
领导者在稳守权力的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他施展领导才华的第一招就是把权臣手中过大的权力收归己有。
康熙八岁登基。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
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特别是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宿卫则完全由上三旗负责,康熙仍处境困难。
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此举,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亦斩决。康熙“坚执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
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为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靠的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当时索额图改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遂“自请解任,效力左右”。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于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作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数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就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了大臣擅权。康熙还从鳌拜事件中吸取教训,严禁怀挟私仇相互陷害。
康熙智除鳌拜,一方面除去了自己亲政的最大障碍,同时对其他权臣起了震慑作用。整个事件的处理非常周密、完满、妥贴,充分显示了青年康熙在政治上的成熟。
现代领导学中十分强调合理授权,其实要点全在“合理”二字,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不管朝廷管理机构如何变更,领导者的风格如何多样,没有一定的授权任何事都办不成,管理机构的运转便没有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授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核心权力是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的,这是个有方无圆的原则问题。
4.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守底线
什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涉及方向和立场,牵一而动百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哪怕一点点的妥协,都可能给带来无穷后患,甚至因此遭受灭顶之灾。这时领导者惟一应该做的,是坚定立场不退缩,维护立场不手软。
从康熙处理沙俄入侵黑龙江事件中,可以看出康熙对待所有国内外矛盾冲突的态度。这位充满事业心、积极进取的封建帝王,从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来平息争端。只是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他又决不屈服和畏缩,毅然迎战,不论出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力排众议,坚持永戍黑龙江并最终击败沙俄侵略军就是突出表现。更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对内对外工作在整治国家中的不同地位,把全部身心倾注在经营自己的国家上,对外国的领土、财物毫无占有的欲望。无论是在抗俄军事过程中,还是在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同沙皇交涉的和平谈判中,无不体现着这一原则。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底,俄国使团先遣信使到达北京呈递沙皇给康熙的信,表示接受清廷建议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清廷停止攻打雅克萨,待戈洛文使团到达后即开始谈判。康熙答应其请求,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当年冬,萨布索接到撤围命令,立即执行。但束手待毙的俄军在获悉清廷已停战撤军后,却存侥幸心理,开始增兵雅克萨。
康熙预见到即将开始的谈判,仍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必须克服日益滋长的麻痹轻敌思想,因而在二十六年十月再次降谕强调积贮粮食永戍黑龙江的重大意义,特别告诫有关人员,严防俄国人卷土重来,“务期为久远充裕至计”。
事情的发展不幸为康熙所猜中。戈洛文使团及两千名军队,原为达到清军迅速撤围的目的,因而出发时行进迅速,而当次年春获知清军主动停战撤退后,就不再急于去北京谈判。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后即停留下来,全力镇压蒙古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而不再与清廷联系和谈事宜。在清廷一再督促下,戈洛文派科罗文到北京安排谈判事宜,但为显示武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建议谈判地点选在争楞额地方。康熙表示同意,并很快组成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为代表的谈判使团,随行人员有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同往。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使团出发前,康熙还特别召见索额图等人,郑重申明清廷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所有河溪,皆为我领土,不可少弃于俄罗斯;根特木儿等逃人全部索回;俄方逃人及被俘人员亦予归还,划定疆界,通使贸易;否则即回,不与其议和。但使团行至喀尔喀蒙古地区时,适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路途受阻,奏报康熙后返回,另与俄使商定谈判地点。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索额图与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在北京商定,新的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清廷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除原有人员索额图、佟国纲等人外,增添了熟知东北边界情况的重要将领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等人。康熙根据噶尔丹攻占喀尔喀的新形势,预见到与噶尔丹的战争在所难免,为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对俄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因此他向使团宣布了新的谈判原则: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俄国沙皇最初定的谈判条件很高,最高要求是占领整个黑龙江北岸,最低要求是以雅克萨为界,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为两国共同的渔猎场。后因在1687年的俄土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降低要求:可以放弃雅克萨,以换取对尼布楚及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样一来,中俄双方谈判条件基本接近。但俄使戈洛文为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结局,一再设置障碍,拖延谈判。由于中国使团据理力争,加之尼布楚附近喀尔喀人起义反对俄国人的占领,俄使担心最后失去获得尼布楚及其附近权益的机会,不敢再继续拖延,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内容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俄军撤出雅克萨及其他在中国境内的军事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地区等待以后议定。由于该条约使沙俄取得了尼布楚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获得对华贸易的优先权,所以感到很满意;清廷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沙俄霸占的领土,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边界,使战争结束,东北连续得以安定,从而可以集中力量抗击噶尔丹的侵扰,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故也对谈判成功“深为快慰”。也正因为如此,两国边界得以出现较为长期的和平稳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