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东北地区的长期稳定，康熙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又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了东北的管理机构，充实了防卫力量，并加强了边界和边境的管理。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吉林外，又在瑷珲、墨尔根、哈尔、伊倭齐、白都讷、三姓、珲春等地新设管理机构，驻兵防守；编组“新满洲”工作继续进行；增设黑龙江水军，执行巡逻、巡防和战斗任务。根据条约规定，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等地设置了界碑，并定期派人巡视界碑情况。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东岸及吉林、宁古塔等地设立卡伦（哨所），实行定期巡边制度，防止俄国人越境窜扰。
与此同时，康熙还关注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军屯、官庄、旗地发展很快，黑龙江驻军所需粮食不久就实现了自给。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纳贡制，发展交换产品的集市，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康熙在抗俄、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不但博得当代人的称赞，而且受到后世的好评，就连日本学者西本白川对康熙指导下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也评价很高。他在《康熙大帝》一书中认为，这是康熙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敢于勇往直前所取得的胜利。
越是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领导者越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遭遇更加棘手的困难。但同时，越在这种时刻，越能考验领导者意志和素质：你挺住了脊梁、顶住了压力，就能收获属于你的一片蓝天。
5.以胆识和手段为自己撑腰
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才能操纵局面稳上加稳；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所谓“三藩”，指的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
“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议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罪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宜。
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隘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的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钱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打击吴三桂。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
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
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回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
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王辅臣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个目标被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等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不难招抚。为此他只令简亲王喇布进逼广东，集中力量解决耿精忠的叛乱问题。同年十月，耿精忠降清并被保留原有王爵，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
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理。
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随叛军进入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对于康熙领导的平定“三藩”叛乱及撤藩活动，我们应该有两点明确的认识：
其一，藩镇势力的恶性发展及其以后的叛乱活动，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局面已初步形成，人民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渴望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而“三藩”势力的发展，不仅阻碍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局面的稳固，而且不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如藩镇势力对当地人民的横征暴敛，以及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公开掠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康熙撤藩及对叛乱活动的坚决镇压，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局面的操纵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二，尽管康熙在撤藩的策略问题上有严重失误之处，如简单地以一纸通令将三藩并撤，从而使矛盾过早激化，诱发了这场大规模叛乱活动的爆发，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在善后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领导智慧之中，“方”不可缺少，因为它代表着底气，是手下人的主心骨所在。但是要真正做到“方”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面临生与死、成与败的抉择。只有以过人的胆识气魄和操纵得当的手段为自己撑腰，“方”才有其实际意义。
6.用好赏与罚这两杆公平秤
领导者管理下属最基本的手段一是赏———鼓励下属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一是罚———使下属牢记哪些禁区不能跨超。做到赏罚分明得当，下属就会心情愉快地尽量把事情干好。
曹操的领导之道虽有多种，而赏罚分明得当，始终为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在曹操眼里，赏罚的分明方正与否直接关系到功业的成败。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入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莈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警戒部下深思。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逞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
赏、罚是两杆公平秤，怎样用好这两杆秤体现着领导智慧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分明”二字是个不可逾超的标杆，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该赏多少就赏多少，该罚多少就罚多少，任何通融、迁就的行为都会误导下属，造成局面的混乱。
7.对作奸犯科者要高举杀威棒
领导者位子坐得越高，领导的人越多，主动权越大，手下存在害群之马的可能性越大。所谓害群之马也就是特立独行或者善于耍奸使黑、为达目的不顾道义和法度的人。但这样的人因为活动能量大，在一定范围内有不小的势力，一般奈何不了他。领导者如能举起杀威棒，以铁腕做到除恶必尽，就会一方面为自己剜去了一个管理上的毒瘤，另一方面也可为自己树立起敢动真格有魄力的领导形象。
彭玉麟就是这样一个敢动真格、对奸佞之徒绝不心慈手软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