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领导智慧方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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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理方事圆:变通是领导者不可不知的处世之道(3)

6.在变化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看清形势、洞悉问题的要害处,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尤其身处风起云涌的时局动荡之中,形势复杂,变化多端,要想走出一条为官的康庄大道,就更需要有一双看清问题实质的火眼金睛。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秦帝国的第一位丞相李斯。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年少时,曾为郡中小吏。他不事虚伪,锐意进取,追求功利,抱负远大。他常见茅厕中的老鼠觅食污秽之物,又时时受人犬惊扰,终日惶惶然。再看仓中硕鼠,居廊庑之下,仰食积粟,安然无忧。他由此感慨万千:“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即人的尊卑贵贱,就像“厕鼠”和“仓鼠”一样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他认为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贫困之地而不求进取,则无异于鼠辈。于是,他决心择地而处,摆脱卑贱贫困,遂投师于名家荀况,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审时度势,认为楚王不足为事,六国又都衰弱,无从建功立业,便西去秦国,以施展其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到达秦都咸阳,时逢秦庄襄王病死,其子嬴政继立。他首先投到相国吕不韦门下,深得其赏识,被任命为郎官。接着他便利用职务之便,接近秦王,给秦王出谋划策。从此,他开始了辅佐秦王步步实现统一大业的历程。

在李斯为郎官期间,天下形势正急剧变化,秦对六国已占压倒优势:韩王入朝称臣,魏也举国听命于秦,其他各国也是气息奄奄,不堪一击。因此,李斯认为秦国应不失时机地出兵,剪灭诸侯,统一天下,建成帝业。于是,他乘机上书秦王。在上书中,李斯回顾了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分析秦穆公曾称霸诸侯,但因“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其始终未能统一天下;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东方只剩下六国了,而且秦国乘胜驾驭诸侯,已经六代了。如今各诸侯国服从秦国,就像本国的郡县服从中央一样。李斯奉劝秦王决不可“怠而不急就”,应抓住这“万世之一时”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闻言十分赞赏,立即擢升李斯为长史,不久又拜之为客卿,经常与李斯研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计谋,如暗遣谋士、刺客游说诸侯;对各国大臣、名士,或以重金收买,或以武力相胁;并对各国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军事进攻。据史书记载,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九年(前238年),仅对魏国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是李斯的上论统一书,为秦王政打下了统一天下的思想基础,才使得秦王政能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开始亲政。此年前后,秦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一是韩国为了消耗秦国力量,延缓秦人东向攻韩,特派水工郑国充当间谍,入秦诱使秦王开凿河渠,大兴土木。约300华里长的“郑国渠”西引泾水入瓠口,东注于洛河,耗费秦国10年功力,但它却可溉田4万余顷,使关中地区成为沃野,“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就在渠将竣工之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一时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二是秦王政九年(前238年),内廷宠臣禣叛乱。此年,秦王赴雍祭祖,禣乘机在咸阳“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监视器”。秦王侦得其阴谋,发兵与之大战于咸阳,禣败亡,车裂而死,同案被刑和流放者达数千家。三是秦王政十年又查明相国吕不韦与禣叛乱有牵连,罢免其相职,令其就封。

郑国、吕不韦均为他国人,一些守旧的宗室大臣乘机煽动秦王政说:各国来秦求仕者,大抵是为其主充作说客、间谍的,请一律逐出!秦王政一时深信不疑,遂下诏逐客。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

在秦国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是李斯多年的理想和抱负,一旦离开,便会付诸东流。于是他行至途中,愤笔疾书,写就一篇《谏逐客书》,转呈秦王。李斯在此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总结历史上秦国重用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客卿得以变法图强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逐客”的做法,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结果壮大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广招人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关键。秦王观罢谏书,幡然省悟,急忙收回成命,派人去追李斯。李斯至骊邑(今陕西临潼)而返,官复原职,并得到进一步重用,不久被提为廷尉。《谏逐客书》为秦国继续罗致天下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斯在重新得到秦王的信任后,便继续竭诚辅佐秦王,积极进行吞并六国的部署和策划。李斯根据当时形势,一方面继续实行秦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并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主张“先取韩以恐他国”,即先灭韩国,借以震慑其他国家,逐步完成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又采用新的策略,即政治攻势,主要手段是间谍活动。这个策略是由当时的国尉尉缭一手制定、而由李斯付诸行动的。李斯根据尉缭的意图定出具体措施:首先暗派间谍携带金玉财宝潜入各国内部,游说诸侯,收买权臣,离间各国之间或国内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关系;对收买不成者进行暗杀,以制造各国的混乱和摩擦,以达到分化和瓦解诸侯国、粉碎六国联合抗秦的阴谋;接着再“使良将随其后”,率领大军乘机发动进攻,各个击破。这一套措施,在秦的统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王政前后仅用10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斯在统一过程中,辅佐秦王,筹划谋算,设计定策,则起到了重要作用。

谏逐客、灭六国,这两件事对于秦国、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李斯个人来说,更让他达到了事业和人生的顶峰。

领导者做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高明的领导者正是在不断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变局中取得成就的。对他们而言,困难面前不言退是惟一的成功秘诀。但是,不言退也并不表示非要硬着头皮往墙上撞不可,而是应该洞悉时势,看到变化并在变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7.大胆地选用和保护冒尖的人才

人才的使用不应人为地设置诸多条条框框,比如出身、学历、籍贯等。实际上,许多人才可能过不了那些条条框框的关,但确实又身具异才。框框一多,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明相在选拔人才时,能够不拘资历地位,不计亲疏远近,任官使能,选贤举才。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对传统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主张按“德”、“功”、“能”三条基本标准选拔人才,尤其强调要“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认为这是“使民之机”,是用人的关键。为了遴选天下的英才贤士,他创设了“三选制”。规定:首先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国家有关部门再对乡选人士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择其优异者上荐给国君;最后由国君亲自审核使用。这是古代用人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制度以德、功、能为标准,量能以授官,注重从社会的基层而不是从显势贵族中选用人才,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大批有实践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如当时齐国的大司田宁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为商旅赶牛车的车夫,但由于他善长“垦草人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等农业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管仲将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诸如大司理宾胥无、大谏官东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

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他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辜。因而他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他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士,他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犍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先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予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为益州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礻韦、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入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玩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牙门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他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他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惟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列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用人不拘一格是为官者领导下属不可不用的一招,因为不拘一格所倡导的是一种奖掖能人的用人精神,这必然激励下属的进取心,使自己所主持的局面呈现欣欣向荣之象。

拘于一格,不敢大胆选人、灵活选人的领导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无法冒尖、无法尽其所能,间接地使团队失去生机,失去竞争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领导者,实乃罪者!

8.选用人才的标准要因时因事而变

天下人才,如过江之鲫,不可能一网打尽。做什么样的事用什么样的人,切不可滥用,所以要制定最适合自己的选人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军政腐败的因由,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特殊之处有:“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