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领导不希望自己在下属面前有威望、能服人，因为威望不仅仅让领导者有了面子和尊严，更可以使权力的行使更富有效率。同时，领导者还要善于以灵活的手段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要想让它既能为自己塑造形象又不致伤及本人，就要看舞者的“剑术”了。
1.以严格和勤勉来约束和督促下属
领导形象的威严和尊崇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下属实施有效管理的必要保证。你可以态度温和，可以在私下里与下属打成一片，但当你一声令下之时，下属要有前赴后继的精神才行，而这，需要在平常不断地以严格来约束他，以勤勉来督促他。
在这方面，乾隆皇帝给领导者作出了表率。
作为一位年轻时即位的皇帝，乾隆在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漩涡中总揽王权，在位63年，没有谁可以专权独治，威胁皇位安危。没有后宫作祟，没有宗室内讧，没有皇子争位，没有朋党聚结乱政，这确实是极为了不起的。那么，乾隆到底是怎样操纵自己的手腕，游刃于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中的呢？
尽管乾隆继位后在政治方针上采取了宽仁的一面，尽管为了政治安定的考虑，他昭雪、平反、安顿了不少皇亲国戚、亲王宗室，但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残酷的。在政治权力上，作为一名封建君王，乾隆大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丝毫影响，他深深懂得欲治天下，须先治内宫的道理。这是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把大量精力用于应付“窝里斗”，那还叫什么君临天下的“人主”或“君王”？于是，乾隆采取了“整顿机制，施政有纲”这一才智。
康熙、雍正都曾从匡正制度入手，大力整顿吏治。乾隆要励精图治，也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他没有去改革已有的官僚机构，而是针对中央九卿、科道和各省督抚、地方府县衙门存在的不同问题，从封建官吏职责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治要求。
对于中央九卿状况，乾隆有个基本估计。六年三月，他说：“朕就近日九卿风气论之，大抵谨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所谓谨慎自守，实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所作为习气，其通常表现之一是懒散。十一年三月某日，乾隆发现，应召在乾清门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等候稍久而以劳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归”。他恼火地斥责说：“朕机务维勤，不敢暇逸，而大臣则已退食自公，优游闲适矣！……诸臣思之，当愧于心也。”其表现之二是因循推诿。乾隆说：“朕闻近来各部院办理，因循成习。每遇难办之事，即互相推诿，文移往返，动往岁月。迨夫限期已满，则潦草完结，以避参议。至于易结之事，又复稽延时日，及至限满，则苟且咨行，以期结案。”这种无所作为习气，与乾隆励精图治的抱负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格格不入。七年三月清明节，乾隆在勤政殿对九卿说：
“近来九卿大臣，朕实灼见其无作奸犯科之人，亦无闻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谓公忠体国，克尽大臣之职者，则未可以易易数也。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以此为安静守分，其自为谋则得矣！……至于外而督抚，内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万方亿兆，皆吾赤子。其为朕教养此赤子者，朕非尔等是赖，其将奚赖？今尔等惟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安所谓大臣者欤！如仅循例办稿已也，则一老吏能之。”
乾隆话很严厉，也很中肯。作为乾隆股肱，九卿大臣不能仅满足于不作奸犯科，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老吏，以入署办稿为供职，应深谋远虑国家大计，有所建树。
科道、御史承担着监察职责。乾隆说：“夫言官之设，本以绳愆纠缪，激浊清扬。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无不可剀切敷陈。内而廷臣，外而督抚，果有贪劣奸邪实据，指名弹劾，亦足表见风裁。”但实际上科道御史并未尽责。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就指出：“近来科道官员，条陈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当之务……嗣后各精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缄默陋习。”此后，缄默之风虽有所改变，却又转而“摭拾浮器”，以浮言为依据，抓住末节问题作文章，“徒事怀私窥伺”。乾隆认为，言官不能履行职责，关键在素质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慎重言官选拔。原来，御史由各部院堂拣选司员保荐，然后由吏部引见，皇帝简命。乾隆以为这办法有局限性，“各堂官保送，皆就伊等所见举出。统计一衙门官员，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众员，朕未经遍览，此中或可任科道而不在保送之列，亦未可定”。因此，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时，就改为“例应选翰林部属等官，一概通行引见”，扩大了选拔对象。但选拔对象太多，皇帝又难以一一考察。降至十一年十月，降旨恢复九卿保荐法，但须经请旨考试后，引见候皇帝简命。
督抚是封疆大臣，身系一方国计民生重任。乾隆对督抚重视，不下于九卿。他说：“九卿督抚，皆朕股肱大臣，国计民生均有攸赖。”他要求督抚居官首先要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处官事如家事”，“若当官而存苟且之心，将百事皆从废弛矣”。八年十一月，他听说巡抚雅尔图“官署鞠为茂草”，湖南巡抚许容以文书废纸糊窗，甚是恼火，认为事虽细，但说明二人“其心不在官”，遂降旨切责，“此即孙樵所谓以家为传舍，醉浓饱鲜，笑而秩终”。乾隆说，督抚有封疆之寄，主要职责是督察属官：
“从来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是以督抚膺封疆之重寄者，舍察吏无以为安民之本……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
乾隆的话是精辟的。他以“察吏”为“安民”根本，视作封疆大臣首责，也就是从抓各级行政官员入手，抓国家的治理，从而抓住了政治管理的核心环节。他还告诫各地督抚，不要在法令上多做文章，要把督察属员工作认真抓起来：
“（督抚）其有一二号称任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务勾稽，而无当于明作有功之实效，是但知求之于民，而未知求之于治民之吏也。……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条，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
从此不难看出，关于法令、官吏和社会安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乾隆强调的是官吏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味更张法令，那就是“但知求之于民”，即只知道要百姓遵守这样或那样的法令，其结果只能纷扰百姓，搞得鸡犬不宁。地方治绩如何，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人选，得人则治，任用非人则不治。乾隆如此强调地方官贤与不肖对社会治乱的作用，反对督抚们更张法令，有客观社会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清王朝延续至乾隆时期，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已定型成套，以改科条为名，行扰民之实，的确不可不防。而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又十分自信自己的雄才大略。在他看来，当臣子的只要“仰遵圣意”，照章办事，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因此，与历代帝王一样，乾隆强调的也是人治。
考虑到种种历史教训，为绝宗室参与政务，他极早把亲王宗室中的臣僚排除在中央重要政署之外。乾隆大帝虽然爱才，但即使是才能再卓越的亲族，也毫不留情地让他们闲置无为。以至于他的弟弟弘昼虽锦衣玉食，也在专制皇权的压抑下无所事事，只能在家将旧剧戏文改写，用弋阳调演唱。长期的抑郁寡欢，竟使他变态地演习自己的丧礼，制定死后的葬礼仪式，自己高坐院子里，装活死人。还陈设各种冥器，命王府护卫仆从供饭哭祭，自己则吃着祭品，以此自娱。
为了不使母亲干预政务，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太后闻之心烦，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其他，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走责，并令知之。”这个命令看似是乾隆爱护母亲备加，感情笃深，其实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样可使皇权独尊，不受母后干扰，避免历史上母后乱政之嫌。皇太后既然彻底与外世隔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乾隆继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让乾隆把顺天府东一座废弃的庙宇修葺一下，事虽不大，乾隆却意识到了问题：太后在深宫之内怎么会想起来修庙宇的呢？乾隆虽然母命难违，派人修了庙宇，但是却对在太后身边的太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后来，好事的太监将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这些都是违反后宫章规的。碍于情面乾隆不好训诫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训斥太监们的多事非礼。乾隆对母后的亲戚非常优待，常常赏赐他们，但是根本不允许他们依权欺人，以权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松阿是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虽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但却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该罢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亲戚，“是以特加优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在此严厉的监督和规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没有参政的机会。
乾隆对整个后宫的管束也比较严格，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之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百妃们的榜样。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的娘家中人虽不时蒙得赏赐，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远的不说，单以前朝而论，由于明代宦官多数都精通文墨，故弄权干政使明代趋于败落，国家也被搞得一踏糊涂，其中魏忠贤之祸更是到处流传。乾隆鉴于宦官之祸，改除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习字的内书堂废掉。他说，内监的职责就是听命行事，只要略知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后，内宫便不再有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还有一个禁止宦官纵权的措施，就是让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以来，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仔细，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乱政。如果发现太监们有所非为，定处不饶，有个太监是乾隆的贴身之人，因对乾隆说了几句有关外廷官员是非的话，乾隆马上命令将其处死。乾隆还发谕旨说：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外廷官员可以随时处置行罚。
宫中有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耳边赞扬刑部尚书张照，贬斥户部尚书梁诗正，说他“太冷”。乾隆讨厌太监干政，并洞烛其真伪。事实终于弄清，原来张照舍得花银两破费钱财结交太监，而梁诗正却廉洁自持，不善于笼络太监，所以郑爱桂“喜张而恶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写诗称赞梁诗正说：“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最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为此，乾隆毫不客气地惩治了郑爱桂，并降旨要宦官们引以为戒。
还有一个在御前听差的太监，被乾隆直呼为“秦赵高”。其实上这个太监也并没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权使坏的事，乾隆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赵高学习，要安守本分。正是由于乾隆对太监管束严格，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像明朝那样太监乱政之事了。
为维护皇权，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使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监等均受到约束和牵制，把皇权巩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七十古稀时还说：“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不管对下属、上级、同事、亲戚还是朋友，当你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该板起面孔的时候就必须板起面孔，该严格要求的时候必须严格要求。“面方”与领导者自身的性格和领导作风无关，而是维护权威、恪尽职责的基本要求。
2.威严的领导形象是可以“制造”的
领导者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是不能完全依本性率意而为，领导形象需要威严，那就要适时地呈现出自己威严的一面———哪怕刻意去“制造”威严，这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利用和“制造”威严，在以人治、集权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发挥到了极致，那些封建帝王们个个是“制造”威严的高手。
我们知道，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级差别的直现、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