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名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赢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蠃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定陶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往来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利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叔孙通组织三十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各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部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后,刘邦指示,于汉七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礼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成序。大殿上下,五色龙风旗迎风招展,钟鼓声起落有致。卫士执后,郎中执前,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两侧。司仪发一声“趋”的命令,百官一律踏着整齐的碎步,小跑着进入大殿。列侯武将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个个诚惶诚恐,双手垂立,恭候皇帝驾临。皇帝坐着辇车,在近侍的簇拥下,从寝宫里缓缓驶来,在龙床上面向南岿然而坐。司仪官指挥群臣依次恭恭敬敬地为皇帝祝寿。酒过九巡,司仪宣布:“酒宴到此结束!”群臣依序退出。整个仪式自始至终秩序井然。臣僚们目不敢乱视,头不敢仰观,甚至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几个大臣的动作稍微有点不够规范,立即就被负责监察的御史带出殿堂。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一件犯规趋礼的事情。
刘邦的心情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道:“寡人今天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在形式上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帝王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制造”威仪、威严上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它。时至今日,尽管古人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必须唾弃的糟粕,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包含的某些领导艺术的元素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3.一味打压不是树威的最佳途径
威代表着严,代表着正,代表着权力,但是领导者切不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耍威风,更不能以一味打压、诛连九族的方式树威,弄不好,威是树起来了,领导的目标却越发难以达到。而且,威一旦过了头,会扼杀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为地诱发混乱的局面,实在是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因施威太过而遭非议的典型。
朱元璋削弱中书省权力做法激怒了被架空的丞相胡惟庸,他为此勾结了御史大大陈宁、中丞涂节、功臣陆仲亨、费聚、李善长之弟李存义、曾为朱元璋亲信的毛骇之子毛镇等人,策划谋反。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进行策划时,朱元璋却早已将矛头对准了他,准备将他一举除去。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使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向朱元璋报告,他以此为借口,开始调查中书省官及六部官,并将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属全部提入大牢,严刑拷打。此时有一名叫涂节的御史中丞窥出朱元璋旨意,认识到胡惟庸必死无疑,便在狱中捏造事实,搞政治投机,落井下石地揭发了胡惟庸的谋反。一石激起千层浪,胡惟庸的谋反,使朱元璋大感震惊。
抓住胡惟庸谋反案,借题发挥,朱元璋对淮西勋臣及其子弟展开了大规模的诛杀。他捕风捉影,不断扩大胡惟庸的罪状,处死胡惟庸时所宣布的罪名还只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明比逞于郡邪,贻害国政,谋危社稷”;到洪武十九年,已升级为私通日本,成了卖国的大汉奸;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又升级为勾结蒙古。胡惟庸已处死,但他的罪名罗织得越大,他的所谓同谋当然也就越多,先后被胡惟庸案牵连的那些心怀怨望、骄横跋扈的淮西勋贵也越来越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的罪名发展到了极致,被指为与李善长串通谋反。而李善长的被杀,则将这场政治屠杀推向了高潮。
李善长自投奔朱元璋,便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并赐以铁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然而李善长心胸狭隘,排除异己,污陷大臣,引起了朱元璋不满。洪武四年,朱元璋趁他患病,勒令他致仕,作为抚慰赐给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一百五十家,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土二十五家。然而李善长居功自傲,骄矜不改,朱元璋为此非常恼他,曾下令削禄一千八百石。洪武十三年时,就有人告发说李善长串通胡惟庸,朱元璋未曾追究。至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朱元璋免其死。可李善长对此并未感激,朱元璋从此开始怀恨于他。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的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谲,李善长出面说情,朱元璋一怒之下,严拷丁斌,丁斌就供出了李存义。当李存义又招供受胡惟庸之托劝李善长谋反时,李善长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朱元璋于是定李善长“知情不举,首鼠两端,大逆不道”罪,借口将有星变,需杀大臣应劫,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亲族七十余人押上了刑场。
连李善长都被杀了,其他将臣岂能幸免,胡惟庸一案前后延续十余年,受牵连被诛者达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二十二人。被杀者包括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俱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异、申公侯邓愈之子、临江侯陈镐(陈德之子)、大将毛骤(毛骐之子)、李伯异、丁玉、宋慎(宋濂之孙)。另有宣德侯金朝兴、宁济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俱薛显、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华云龙,在案发前已死,至此也被迫坐为胡党,革除原位。顾时之子顾敬、朱亮祖之子朱县、华云龙之子华中也被处死。光是被杀者已达三万,被贬谪者更是无数,一案牵连如此之广,可谓史中空前,却非绝后,在其后蓝玉一案,牵连也十分广泛。
胡惟庸案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旧将仍在边防要地担任军职,尤以蓝玉为最惹眼。皇太子朱标已于四月间病死,朱元璋立来标之朱允?为皇太孙。然而此时朱允?年纪幼小,蓝玉并未把他看在眼里。为了制止蓝玉的嚣张气焰,朱元璋对他奏请的事多不照准,这使蓝玉开始感到不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品被胡惟庸席牵连,被判处死,蓝玉因此开始疑神疑鬼起来,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诏内有我的名字,我这几时见上均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他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舶炉侯朱寿、东荣伯何荣(何真之子)及自己的老部下,密谋策划,定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巡视时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