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锦衣卫早已遍布京城，他们对功臣元勋的监视无孔不入，蓝玉这番密谋，自以为此外无人知晓，其实却早被锦衣卫的密探察觉。未等蓝玉动手，锦衣卫指挥已向朱元璋告发了。朱元璋本来就担心朱允？幼弱，自己年迈多病，说不定何时撒手西归，幼弱的朱允？不足以统御那些手握重兵、权势极大的开国老将，早就在想着怎样进一步消灭来自功臣老将们的威胁。胡惟庸一案的不断扩大，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如今这篇文章已经做了个烂熟，朱元璋也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借口，蓝玉一案不仅更激怒了他，也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
朱元璋再次利用蓝玉案为突破点，向淮西老将们展开了第二轮血腥屠杀。除蓝玉本人外，蓝玉案杀了大约二万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博文、景州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徽先伯桑敬（桑世杰之子）和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伟、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泰、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过了一年，定远候王粥、颍国公傅友德被迫坐蓝党，王赐死，傅被杀。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坐蓝党被杀。到了洪武末年，朝中剩的淮西勋臣便已只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至此，朝中淮西势力基本铲除，在朱元璋眼里，只剩下他一家坐庄，朝廷已经重新达到了势力平衡。
胡、蓝党案涉及面之广，株连者之多，堪称明史奇观。牵涉面如此之广的案件，如果仅只杀淮西人，难免过于暴露形迹，所以许多非淮西籍的功臣也被杀了。锄草难于不伤苗，这些人的被杀也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然而朱元璋毕竟达到了他的目的，因此便已无暇顾及其他。
朱元璋此举不但过于残暴，也十分行险，血腥诛杀虽处死了大量将臣，使随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所剩无几，然而却难免引起尚存淮西功臣们的警惕和反抗，比如蓝玉在谋反时就这样煽动党羽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们一班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们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众将不知朱元璋诛杀功臣何时方休，因此决心铤而走险，暗算朱元璋，这显然是被逼致反，不得不反，是扩大化诛杀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拔刺行动，朱元璋天子之威可以说无以复加，没有人再敢稍有异动，但是精明的朱元璋恐怕不会想到，也正是他的株连，使他一手选定的继承人在造反的朱棣兵临城下之时，竟至无将可用。
领导者有权力，而且尝到了以权力树威的甜头，往往会无所节制地滥用权力，但是其结果或者让自己威信扫地，或者威得以立而事却因此败。朱元璋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时隔已三百多年，但对今天的领导者们仍有着现实的警示意义。
4.放下架子才能搭起领导者成事的梯子
领导者不可陷入为威而威的怪圈，他必须清楚一点，保持威严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成事，而仅仅依靠威严的形象是无法应对复杂局面、无法成事的，因此，“面方”之后的“手圆”———灵活的处理问题的手段就显得不可缺少。
我们还是看看以铁腕治国而闻史的秦始皇，是如何放下架子来成事的吧。
王翦是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
王翦之先出于姬姓周朝的国姓。东周灵王的太子晋因为直谏而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称为“王家”，因以为氏，从此改姓王氏。王翦“少而好兵，始皇师之”。王翦用兵多谋善断，他还是嬴政的军事老师。
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在灭亡韩、赵、魏，迫走燕王，多次打败楚国军队之后，秦王嬴政决定攻取楚国。发兵前夕，秦王嬴政与众将商议派多少军队入楚作战。青年将领李信声称：不过用二十万人。而老将王翦则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曾轻骑追击燕军，迫使燕王喜杀死派荆轲入秦行刺的太子丹，一解秦王心头之恨，颇得秦王赏识。听了二人的话，秦王嬴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李信年少壮勇，便决定派李信与蒙武率领二十万人攻楚。王翦心中不快，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回到频阳。
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攻入楚地，先胜后败，“亡七都尉”（《史记·王翦列传》），损失惨重。楚军随后追击，直逼秦境，威胁秦国。秦王嬴政闻讯大怒，但也无计可施，此时他才相信王翦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王翦已不在朝中，于是秦王嬴政亲往频阳，请求王翦重新“出山”。他对王翦道歉说：“寡人未能听从老将军的话，错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听说楚兵一天天向西逼近，将军虽然有病，难道愿意丢弃寡人而不顾吗？”言辞恳切，出于帝王之口，实属不易。但是王翦依然气愤不平，说：“老臣体弱多病，脑筋糊涂，希望大王另外挑选一名贤将。”秦王嬴政再次诚恳道歉，并软中有硬地说：“此事已经确定，请将军不要再推托了。”王翦见此，便不再推辞，说：“大王一定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见王翦答应出征，立刻高兴地说：“一切听凭将军的安排。”
秦王嬴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尽起全国精兵，共六十万，交由王翦率领，对楚国进行最后一战。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翦身上，亲自将王翦送至灞上，这是统一战争中任何一位将领都未曾得到过的荣誉。嬴政与众不同的性格再次显露出来，他知错就改、用人不疑的品性，使他再次赢得了部下的信任，肯为之卖命。
受到秦王如此信任和厚爱，对荣辱早已不惊的王翦丝毫没有飘飘然之感，他知道，秦国的精锐都已被他带出来了，而如果得不到秦王的彻底信任，消除他的不必要的顾虑，自己在前方是无法打胜仗的，而且他本人和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当与秦王分手时，王翦向秦王“请美田宅园甚众”。对此，秦王尚不明白，他问：“将军放心去吧，何必忧愁会贫困呢？”王翦回答：“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着大王亲近臣时，及时求赐些园池土地以作为子孙的产业。”秦王听后，大笑不止，满口答应。大军开往边境关口的途中，王翦又五度遣人回都，求赐良田。对此，秦王一一满足。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请求也太过分了吧！”王翦回答：“不然！秦王粗暴且不轻易相信人。如今倾尽秦国的甲士，全数交付我指挥，我不多请求些田宅作为子孙的产业以示无反叛之心，难道还要坐等秦王来对我生疑吗？”
王翦不仅会用兵，而且深知为臣之道，他摸透了秦王嬴政的为人品性，所以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以消除秦王对自己可能的怀疑之心。同时，从王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秦国的制度是十分严密的，王翦率领全部精锐远出作战，不仅不敢生反叛之心，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秦王表示不反之心。不是不生，而是不能也。秦国严密的维护君权的制度，使得任何人不敢造次。
王翦不负重托，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灭亡了楚国。
对王翦在灭楚问题上前后态度的变化，显示了秦王嬴政所具备的非凡的操纵局面的才能。这种素质和才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也不是每一位君主或最高领导人所能够具备的，它们是秦王嬴政得以实现统一中国目标的基本保证。所以秦始皇能够灭六国、统一中国不是偶然的。
一个常以自傲面孔示人、以铁腕手段驭下的人，要他放下架子、以企求的姿态对人似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秦始皇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主动自然。实际上这正显示了一位政治家高超的领导技巧和灵活的处事手段。他放下的是个人的架子，搭起的却是强国制胜的梯子。
5.听得进意见才能撑得起场面
有些领导者刚愎自用，认为听取别人即使是合理的、善意的意见，也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威的损害。其实正好相反，能够及时听取别人意见的人，才能灵活而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才能撑得起场面。
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本是我国古代旧制。清初，顺治皇帝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则不定期地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康熙帝除坚守逢五视朝的定制外，并将御门听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来执行。由于逢五三日常朝礼仪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贡礼行礼等例行礼仪，并不研讨具体政务，故康熙在常朝之后仍去乾清门听政，御门听政成为康熙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热衷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其他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直接见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康熙发现，自己每天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都是分班启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数班者，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颁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有启奏事宜俱一同启奏，”无启奏事宜的满汉大小官员亦应同启奏官员一道，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待启奏事毕方准散去；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但官员们贯彻起来确实有困难，他们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门旁边，他们“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步行走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于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他们必须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办事时精神倦怠。后经大理寺司务厅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为感动，立即采纳，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天听政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即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便启奏官员从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只到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启奏官员如年力衰迈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门说明后免其入奏。此后又罢值班纠劾失仪的科道官员，以便官员们畅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
官员们也担心康熙每天早起听政过于劳累，一再建议更定御门日期，或三天或五日举行一次。但康熙认为：“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宜有间。”如果做到“民生日康，刑清政肃，部院章奏自然会逐渐减少。如果一定要预定三日五日为常朝日期，不是朕始终励精图治的本意”，因此对臣下们的好意婉言拒绝。
康熙理政十分认真，各部院呈送之本章无不一尽览，仔细批注，即使其中的错别字都能发现改正，翻译错误之处也能改之。章奏最多时每天有三四百件，康熙都“亲览无遗”。由于亲阅奏章，他对臣下处理政事敷衍塞责、手续繁琐等作风都能及时发现，并予解决。
针对一事两部重复启奏的问题，康熙令会同启奏，不仅简化了手续，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经两部协商讨论后，所提建议往往更实际，不至舛错。
总体而言，康熙继承和发展的御门听政制度，对及时了解下情，发挥群臣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政务处理迅速及时，对保证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康熙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清廷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土著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特别是在顺治年间曾形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这场运动虽以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却给予新兴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就必须重视满汉关系，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在这一点上，康熙的作为值得称道。
可以说，正是由于康熙帝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得他能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清朝在康熙治内迅速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撑得起场面？也就是领导者能够始终把局面操纵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能够听得进意见的人，可以使下情上达，可以开拓思路，可以从众议中找到最好的方法，总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手段的灵活性。
6.想成大气候要有招徕人才的手段
力与威是相辅相成的，不管对于领导者个人还是他所领导的团队，只要能展现出过人的力量，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威猛的境界，成就一番大气候呢？有句俗话叫作“众人拾柴火焰高”，高明的领导者无一不是善于招徕人才、使用人才的高手。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的国家。这同国君魏文侯（魏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器重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