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八年三月，仁宗皇帝病重，他对司马光等臣子的忠心尽职十分赞赏，临终前留下遗诏，赏赐司马光等一笔财宝。英宗继位后，也十分感激司马光等人的上奏，果断地执行了仁宗的遗诏。司马光对受赐的同僚说：“现在国家贫困，钱财缺乏，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赏赐。”有的人听了，不以为然：先帝恩赐，不接受就是对先帝的不尊敬。也有人这样说：“皇上恩赐，是无上光荣，哪有不受之理！”于是，司马光决定将自己分得的财宝交给谏院作公费，以减轻国库的负担。
过了不久，西夏派遣使者来祭仁宗，延州指使高宜引导陪伴，对西夏使者傲慢，侮辱西夏国王。后来，西夏使者将这些情况诉于朝廷，司马光当即上疏朝廷，请求对高宜治罪，朝廷不同意。第二年，西夏人进犯边境，杀掠官吏士民。赵滋据守雄州，只以勇猛强悍治理边地，司马光论证这样做不行。这时，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是没才干的人，想罢免他。司马光对皇帝说：“国家在戎夷归顺的时候，喜欢与他们计较枝节小事，等到他们桀骜不驯时，又姑息他们，此断非良策！最近西边的祸患发生于高宜，北方的祸患起源于赵滋，当时朝廷正以此二人为贤能，所以边防之臣都以制造事端为能事。这样的发展趋势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敕令边地官吏，因疆界小事就用刀剑相加的人，判罪！”
司马光担任谏官的这几年，是他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和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
司马光在重大的问题上不遮掩、不模棱两可，并因此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终的结果证明，无论从个人仕途还是为官的政治贡献来说，司马光都是一个成功者，一个懂得领导智慧妙用的人。
7.做大事就要下大决心排除一切阻力
改革弊政、变法维新是历朝历代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太平已久之日，必是积弊丛生之时，这也正是有洞察时势的眼光、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政治魄力的领导者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而为的事情，因为稍有差错就可能酿成大乱，所以，来自保守一方的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排除一切阻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安石出于忧国忧民之心，深刻地认识到积弊之深，非改革不可，而官制应是改革的突破口。王安石就怀着这样的一些想法，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的初秋，奉诏回到朝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主要负责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样，建议实行改革，挽救国家财政危机，正是他分内的事。次年，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言事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在《言事书》里，王安石首先指出，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即内则不能不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不惧辽夏。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都担心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他以汉唐两代覆亡事例作为前车之鉴，向仁宗发出警告，要想解决宋朝面临的危机，必须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其次要整顿吏治，培养人才。要淘汰那些因循苟且、庸腐贪鄙之徒，培养和选拔一大批贤才，来变更天下之弊法；第三，提出了他的理财方针。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应发动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天下的财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税收来源。只要采取这种方法开发天下财源，就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死，神宗赵顼即位。年仅20岁的神宗已看出宋朝哀败的迹象，很想有一番作为，立志革除积弊，振兴祖业。为此，他留心物色有志之士，很快发现王安石有见地，有才能，政治主张很有特色，正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神宗即位之前，每当老师韩维给他讲书，提出一些精辟见解受到称赞的时候，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意见。”随着神宗年龄的增长和对国家大事的日益关注，也随着朝野对王安石的呼声不断高涨，神宗在即位之前对王安石就慕名已久了。后来，韩维升官，就推荐王安石接替他的职务。同时，老宰相曾公亮也极力推荐过王安石，说他是真正的相才。当神宗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发现他果然不同凡响，非常高兴。因此，即位后不到八个月，就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回到京师开封，来到神宗的身边，开始为他筹划治国之策。
王安石写了一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上，向神宗建议改革，实行变法。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
满怀改革激情的王安石，一到任上就心凉了半截。原来中书省的主要官员除他生气蓬勃外，宰相曾公亮已逾古稀之年；宰相富弼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副宰相唐介、赵都不赞成变法，前一个不久病死，后一个叫苦不休。当时人们讥讽地说：“王、曾、富、唐、赵，生、老、病、死、苦。”王安石清楚地意识到，要靠这班人领导一场艰巨的改革，是决不可能的。于是他奏请神宗，成立了一个推行新法的权力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毫不留情地罢黜了一批昏庸腐朽的官僚，选拔了一批能开拓前进的年轻官员，主要有真州推官吕惠卿和大名推官苏辙，王安石委任他俩为新机构中的“检详文字”官，负责草拟新法。
变法机构成立后，王安石和机构中的成员们，围绕理财整军、富国强兵这个总原则，全力以赴，迅速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三司条例司”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设立的，一个月后就派出人马进行调查研究，到七月就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了均输法；九月初，又发布了青苗法。这是其改革初期的两项措施。
均输法：这是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宋自开国以来，汴京的物资供应就靠汴水从东南六路调运。在运输过程中，弊病很多，调运的物品丰年、歉年一样多，丰年不能多收，而歉年也不能少调，有些物品在京师并不需要，也要调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该法对此弊病进行改革，规定：中央在这六路设发运使官，付给收购物资的本钱，让他们了解京师府库状况及所需的物品，本着“买贱不买贵，买近不买远”的原则，征集、收购京师所需物资。这种方法既节省开支，又防止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
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常以田中青苗作抵押，向地主、大商人借贷，利息常常高达百分之百。这是“下户”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这种情况，王安石采取以国家放债的办法来对付私人高利放债。借贷的数额，一等户不得超过15贯，二等户不得超过10贯，三等户不得超过6贯，四等户不得超过3贯，五等户不得超过1.5贯。每年分两期借贷，春贷夏收，秋贷冬收。半年利息为2分。如遇灾年，可延期归还。为了防止政府损失本钱，借钱的民户要5户或10户结为一保，按等借贷。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试行，而后推行于全国。此法曾起到了一些抑制高利贷盘剥农民的作用，但远远不能满足借贷者的需要，使高利贷者仍有活动的余地。
很明显，均输法和青苗法的颁布，有利于减轻一些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看来这是好事，支持者应当大有人在。然而，事实却不然。“两法”一颁布，就像两块巨石投入湖水中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地方小吏，许多人群起而攻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说，均输法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开封府推官苏轼挥毫上疏，极言青苗法亏官害民；翰林学士范镇说新法弄得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反对尤为激烈，他说新法推行后，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就连王安石亲手提拔到变法领导机关的苏辙也认为均输法破坏了朝廷规矩，法术不正。
挑剔、怀疑、指责、诽谤乃至拆台，无所不至，这些都在王安石的预料之中，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没有被流言蜚语所吓倒，反而意志更坚，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众人》诗；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面对反对派的围攻，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以清醒实际的态度对待颂声和流言，对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满怀信心，以挑战的姿态发出了“众人纷纷何足竞”的呐喊，表现出一个改革家应有的雄浑气魄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同时，为扫除前进路上的思想障碍，他对反对派的一些主要观点一一予以驳斥：
反对派说王安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的儒学，实际上是崇尚管仲、商鞅的法制主张。这一点很厉害，很有煽动性。因为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丘被奉若神明，他的学说已成为地主阶级的经典，谁越雷池一步，谁就要倒霉，就要遭到口诛笔伐。对此，王安石是清楚的。但为了改革，为了使朝野上下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能回避矛盾，必须公开亮出他崇尚商鞅的旗帜。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开诚布公地充分肯定商鞅的政治主张，是对反对派攻击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迎战，倒使反对派再无力妄加非议。
公元1070年春，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以关心、规劝为名，攻击王安石，反复敦劝王安石停止变法。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新法罗列的罪状逐一加以反驳。他说：“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再交给负责的官员去执行，这不算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拒谏。”“至于怨诽之多，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半不顾念国事，以附和世俗、讨好众人为善。当今皇帝要除此弊端，我就不能考虑反对者多少，要出力帮助皇帝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诽谤呢？”
正当王安石以大无畏的精神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之际，不料本来一心要变法的神宗却在一派反对声中动摇了。这是王安石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所以能变法关键是神宗的支持，若神宗不支持，改革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神宗的动摇使他十分不安。为消除神宗的疑虑，坚定神宗的改革信心，他针对反对派的观点和神宗的疑点，多次面见神宗，反复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
一天，他对神宗说：“办任何一件事，没有不遭到别人议论的。有议论就放弃，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此话对神宗触动很大，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他问王安石：“你听说过‘三不足’这种说法没有？”王安石回答道：“没听说过。”神宗说：“外面人谈论，现今朝廷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何理？”王安石回答道：“陛下躬亲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荒亡之行，事事惟恐伤民，这岂不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论大小都善于听从，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确有不足恤者，如果行事合于义理，别人的诽言，有何值得顾忌呢？因此说人言不足恤，并非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订法律。如果法一定，子孙就世世遵守，祖宗还为什么屡次改变它呢？”
为了克服阻力，保证新法全面推行，王安石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进行组织上的大规模调查。他把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孙觉、吕公著、赵、程颢、李常等相继罢出朝廷，只有反对派的旗手司马光因为声望极高，神宗也很器重，所以奈何他不得。但司马光见神宗不听从他罢除新法的意见，便自己要求离开朝廷，出外当地方官，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潜心著书立说，闭口不谈政事。
朝中几乎完全成了变法派的天下。王安石荐用了沈括、曾布、章忄享、吕嘉问等一批锐意改革的新人，分掌要职。熙宁三年十二月，神宗擢升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至此，他大权在握，有力地将变法推向前进。自公元1070年至公元1074年，一场改革的飓风席卷整个中华大地，一项项新法相继颁布实施。归纳起来，全部新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理财以富国；整军以强兵；改革教育及科举制度以提高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