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又过了一天，皇上来到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流着泪，抚着李泌的背说：“如果不是你的一番真知灼见的劝说，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太子仁孝，实在没有别的企图。”
试想，如果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李泌不敢坚持己见，一时之间可能会因为顺从而获赏，但一旦皇帝认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误———这个错误如此巨大又无可挽回，他对李泌的顺从又做何感想？李泌的坚持己见不退缩从大处说保住了太子的地位，避免了国家的混乱；从小处说，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仕途。由此不难看出，简单的“坚持”二字，有时竟也堪为一种大智慧啊。
10.对逞奸犯科者不能手下留情
领导者对下属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小错误可以网开一面，但是，如有人在原则问题上逞奸犯科，那就绝不可手下留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正反两面树立起典型。腐败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原则问题。
任何组织、团队，一旦孳生腐败，就像身体长了毒瘤，各种机能都会降低，这也当然会威胁到领导者的管理效率。因此，历朝历代对于腐败大多视为洪水猛兽。
在中国历史上，对腐败行为打击最严、手腕最狠的当数平民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元代官吏对待百姓的贪贿了如指掌，也认识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是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认识到要保证他所建立起的政权不重蹈元代覆辙，就一定要整肃吏治，杜绝贪污受贿行为。他因此为贪官污吏设立了严法酷刑，而且由于他个性的狠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专门为贪官设立了一些法外非刑，以此来警戒天下官吏奉公守法。
对于官吏的公务性错误，朱元璋一般只是采用罢官、贬官、调职等办法来惩戒，即使处刑，一般也都较轻，很少以杀戮手段来处置。但是对贪赃舞弊行为，他则绝不轻饶。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虐，而庸鄙者次之，所以他说：“朕于廉能之官或有罪，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官吏犯赃的，罪行较轻，朱元璋处以谪戍、屯田、工役之刑，也就是充军发配。如徐州丰县丞姜孔在任时，借口替犯人交纳赃款，挨家挨户敛钞，结果全都塞进了腰包。朱元璋查知此事，将姜孔发配去修城。
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答以上悉谪之凤阳，至万数”，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赃官吏。而对罪行严重的，则处以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杆、抽肠、黥刺、蜚、劓、阉割、锡蛇游、斩趾伽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枭首、凌迟、发配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株连九族等等非刑。户部尚书赵勉夫妻贪污，事发后夫妻二人同时被杀。工部侍郎韩铎上任不到半年，伙同本部官员先后卖放工匠二千五百五十名，得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克扣工匠伙食三千贯，盗卖芦柴二万八千捆，得钱一万四千贯，盗卖木炭八十万斤，私分人己，事发被杀。
同历代封建专制制度的通病一样，明代贪污受贿的官员腐败案并不少见。如：大名府开州通判刘汝霖，追索核州官吏代犯人藏匿的赃款，逼令各乡村百姓代为赔纳，被判枭首；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母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等收逃兵贿赂，使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吏尽行典刑；福建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勾结同业户人，侵吞鱼课一万贯，又勾结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敛钞数万，被杀身死；进士张子恭、王朴奉命到昆山查勘水灾接受昆山教谕漆居恭、酋径巡检姚诚宴请，收受缎匹、衣服等物及钞币一千三百贯，将他们的二万二千六百亩已成熟田地谎报为受灾农田，朱元璋查知后，命锦衣卫给他们送去兵刃、绳索，勒令自尽。当时官吏贪污到银六十两以上者，均处以枭首示众、剥皮楦草之刑。行刑多在各府州县及卫所衙门左首供祭祀的土地庙举行，因而当时土地庙得名为“皮场庙”。贪官被押至土地庙，枭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再剥下尸身的皮，塞上稻草，做成皮人，摆在公座之右，以警戒后任。
在洪武年间，除了一些较小的惩贪案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对贪官污吏的集中清洗，其中以空印案和郭桓案最为著名，声势也最为浩大，两案连坐被杀人数也最为惊人，累计共达七八万人。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1375年）。当时规定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必须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户部，层层上报，经户部审核，数字与各布政司收支款项总和的数字相符，各布政司数字则需与所辖各府上报数字总和相符，才能结账。有分毫出入，整册驳回，重新填造。布政司和府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重造表册要加盖原衙门印信，来回跑一趟得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就会错过报账日期。为了节省时间，各地计吏都随身带上已加盖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表册被驳回时重新填造。这种空白表册，盖的是骑缝印，除了供报账之用，并无其他用途，因此谁也不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各地计吏年年都这么办，已成惯例。部官也知道这种情形，因而也并不以为意，没有向朱元璋反映这种情况。到了洪武八年，被朱元璋知悉，他疑心部官与天下布政司勾结，伙同起来骗他，于是大发雷霆，道：“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言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发生了一场明代官场的空前灾难，“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入狱，刻以死罪”。户部尚书周萧及各地衙门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通同舞弊、侵盗官粮。朱元璋下令将他们逮捕审讯，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王德等。于是赵瑁等主犯被判弃市，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被处死，追回赃粮七百万石。犯人的供词不仅牵连了许多六部高官，而且也牵连到各布政司无数官吏，朱元璋概不轻恕，一日入狱被杀者竟达数万余人。御制《大法》中宣布郭桓等人罪状时说：“其听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心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管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粮。”此案规模极广，盗粮极多，牵连至巨，一时被杀者数万人，遍及天下各布政司、府州县及中央六部官员，引起明初官场极度恐慌，各地官僚地主为保性命，倒打一耙，纷纷攻击告发审案官员，并怨朝廷，说朝廷用法太严，罪人玉石不分，一时全国哗然。为了防止矛盾扩大，朱元璋一面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罪状，一面将原审法官右审判吴庸等人牵出做了替罪羊，处以破刑，以平众怨。郭桓案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朱元璋同时下诏：“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好抚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着。”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前后延续二三十年之久，打击面极广，甚至一些皇亲国戚，若是贪赃枉法，也在劫难逃。为了达成吏治清明的政局，朱元璋六亲不认。开国功臣华云龙、朱亮相便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死于整肃吏治的斗争中。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曾孤军坚守洪都八十五日，拖住了陈友谅，使他得暇做战争准备，为最终击败陈友谅立下了大功。但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的赏赐过少，心存怨望，朱元璋知道后心中不喜。后朱文正镇守江西，骄侈荒淫，搜罗强抢民女，淫乐数十日后，将女坠井淹死，毁尸灭迹。朱元璋欲将朱文正杀死，但因朱文正是马皇后从小看着长大的，待之如同己出，出面求情，才免朱文正一死，罢官安置凤阳守卫先人坟墓。后来朱文正逃跑，朱元璋终于将他杀了。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所生安庆公主的夫婿，指使家奴走私茶叶，牟取暴利。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他的家奴个个狐假虎威，胡作非为，连封疆大吏也要怕这些家奴三分。洪武三十年，欧阳伦强迫陕西布政司发文叫下属州县派车替他贩运私茶，家奴周保所到之处，强迫地方官吏派车，官吏不敢不从，共索车五十辆。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车马紧缺，周保至兰县河桥巡检司，一时无法征集车辆，周保便肆虐殴打巡检司小吏，小吏不堪其虐，首告朝廷，顿时捅了马蜂窝，朱元璋下令：“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茶货没入于官”，欧阳伦虽高攀为皇亲贵胄，玉叶金枝，终于还是保不住性命，和很多布政司官员一起身首异处，周保等家奴也烟消云散。
明初整肃吏治的斗争，是朱元璋出于集权专制的目的进行的，因而带有残暴特征。打击面大，处死极多，非刑酷刑屡见不鲜。这也就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指责他的所谓“用法太严，求治心切”。当世官吏被杀极多，甚至造成了无人办公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一度曾令违法官吏带镣铐回公堂办公审案，一时竟出现了一些犯人审犯人的荒唐局面，为史中罕有。可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妥协，他见违法官吏越来越多，怒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乃下令道：“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贪污六十两以上者绞”，至此凡是沾了个“赃”字的，均难逃一死。
在无法解决制度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严酷手段整肃吏治、打击贪官的斗争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差强人意的效果。朱元璋曾以为元代法令过于宽纵，以至人心懒散，江河日下，经过了半个世纪，人心都不畏法，所以他才主张峻法严纪。这一系列严法严刑确也使得贪官污吏望而止步。经过长期的严刑诛戳，做官的人终于认清了朱元璋立场的坚决，认清了本朝惩贪不贷，敢动真格，世道已经变了，开始人人自危，不敢恣肆妄为———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放肆。“或有毫发出法度，失礼仪，朝按而著罪之”。官场风气在一连串严酷打击下，逐渐发生了改变，日趋清明———“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不变矣。下逮仁堂抚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分年”。后世清官海瑞由此而赞洪武朝：“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可以说，这是对朱元璋敢进、强进式领导智慧的最大褒奖。
朱元璋不细加斟酌、枉加屠戮的作风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打击贪官污吏，整饬吏治，坚决反贪的态度，却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
11.以攻势应对危局与逆局
困难和逆境是领导者成事的障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自我挑战。领导者应讲究布局，布危局、逆局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需要在逆境中挑战人生，这时，迎接挑战需要的是战天斗地的领导智慧。
诸葛亮北伐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国力有限，限制了蜀军员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蜀国户口20万，如果达到魏军的规模———建立40万军队，每户需征兵2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家基本上不拥有劳动力从事生产，国家、人民和军队都将无法生存。蜀国以有限的人口既要出兵保持北伐军的数量，又要留有劳力生产余粮，供应蜀军作战，深感压力巨大。蜀军数量注定处于劣势，即使保持十几万，兵源、军粮也都捉襟见肘。
其次是地形和运输上难处很大。地形上的难处，造成边界利守不利于进攻。蜀、魏边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边界南为蜀国汉中，北为魏国关中，中间隔着秦岭谷道。秦岭谷道通常南北宽五六里，渺无人烟，极其难行。边界西段是汉中、梓潼同魏国武都、阴平的边界，也是山地和高原地形。越过边界，必须穿越漫长而艰险的山路，这成了北伐后勤保障的巨大障碍。蜀军北伐的后勤保障任务艰巨，军粮立足于从国内运输。由于边界山地道路漫长艰险，供应几万、十几万人的军粮，大约要动员与军队同样数量的民夫，肩背车运，翻山越岭，穿过秦岭谷道，运抵魏境。民夫运输中自身食用耗费巨大，军粮运到前线所剩打了极大折扣。如此高的人力动员率和军粮损耗率，是难以承受的。
显然，蜀军北伐是以小国之军攻大国之军于易守之地。诸葛亮企图克服上述重重困难，把蜀军操纵为小而强的军队，去争取胜利。他展开全面的战争准备，以便增强国力军力，适应战争的需要。
政治上，他确立大权独揽的体制，恢复联吴抗魏的国策，协调统治集团内刘备北方故旧人士、荆州人士和益州人士之间的关系，厉行法治。经过努力，蜀国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政治之清明，治理之井然，在三国中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