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他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对自耕农先“存恤”，后役使；重视水利灌溉工程。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安堰（今都江堰）看做“农本，国之所资”，北伐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加强盐铁业管理，采用新能源天然气煮盐提高出盐率，大力发展丝织业，促进商业。军事上，他平定南中叛乱，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不安定的南中变为出兵出物资的大后方。他任命张裔为司金中郎将，主持兵器打造，装备修缮。同时，抓紧军队治理，加强蜀军纪律性，大力抓紧讲习武事，提高蜀军技术、战术水平。
北伐准备，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在战争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因此诸葛亮确立边打边准备的方针。几乎每次北伐后都进行准备。
在准备达到一定程度后，捕捉时机成了重要问题。《隆中对》设想北伐的时机是“天下有变”。自从夺取益州以来，只有关羽北攻襄樊前期，出现了大好形势，接近“天下有变”。此后即发生逆转，荆州遭到偷袭，刘备惨败。刘备死后的一段时间，也预见不到能够等到十分有利的时机。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在练兵时，传来魏文帝曹丕去世的消息。这虽然谈不上“天下有变”，多少也是有利的，何况自己46岁了，似乎不能再等待下去。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心实施北伐。首先，要进驻汉中。汉中离成都远，距敌人近，以该地为前进基地，有利于就近做战前准备。诸葛亮到汉中后，距成都一千数百里，日常事务无法遥制，蜀国必然形成两个权力中心。为了协调二者，诸葛亮召集会议，讨论部署，安排人事。一切就绪，向后主告别。诸葛亮深知后主才能平庸，不辨忠奸，最不放心。他恳切地写了一道出师的表章，递了上去。诸葛亮临别依依，几乎不能自持。
《出师表》递上后，三月，以刘禅名义下诏，令丞相北伐。春天，丞相率军北上，跋涉一千数百里，来到汉中，屯驻在沔阳。只见汉中四面环山，境内有西汉水横贯其境，是一个盆地。为确保汉中防御，在汉中西口险要处营建阳平关和白马城。
在汉中治所南郑，诸葛亮召集众僚属开会，商议如何进军。督前部、领丞相司马魏延建议出奇兵，先取长安。
陇右是陇山（今六盘山）以西地区。把攻击点选在陇右，对于攻取洛阳未免迂回；然而迂回未必是坏事。攻取陇右，可以避开秦岭天险，利用西汉水漕运，是一条坦途。陇右魏军兵力较弱，有利于蜀军“平取”。陇右是产麦区，有利于在敌境建立因粮于敌的根据地。陇右同关中相邻，居天下的上游，可以瞰制关中，顺流而下，则可进攻长安。后来司马昭曾经很清楚地揭示，诸葛亮常有“兼（陇右）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的志向。诸葛亮首次攻魏，确定迂回西取陇右，说明他从蜀国实力出发，既积极进取威武自强，也注重谨慎求实。
确定攻取陇右，也说明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分阶段的，这就是：当前以夺取陇右为目标，中期以夺取长安及关中为目标，远期东出潼关，以攻占洛阳、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目标。
诸葛亮北伐期间，三国进入鼎立初期。魏、吴都转入战略防御。魏国决定先求文治，后求武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偃武修文，休养人民，恢复生产，增长国力，招怀远方，对吴、蜀予以忍耐，仅采取守势战略；等到国力增强，具备了条件时，再议统一。东吴主张发挥独有的江防和水军优势，并依靠同蜀国的联盟，依托长江，实行重点守备，将魏军阻止于长江之外。惟有蜀国取攻势战略。这体现了诸葛亮的独特作风：永不服输，处境越是不利，越是敢于在逆境中迎接挑战。而这种领导策略，也正是弱小的蜀国于危局中能与吴魏鼎足而立的最大依恃点。
12.对难缠的人和事要有一股韧劲
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智慧，其施展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你不幸面对的是一摊子再难缠不过的人和事，那就只有拿出一股子韧劲来与之耐心周旋，而这本身也是领导智慧的一部分。
也许秉承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性格，明朝皇帝一个赛一个地性格乖戾，做事出人意表。能够与这样的皇帝长期周旋又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没有超出同侪的领导智慧是很难做到的，而以遇事能裁断、善于处理大事著称的宰辅叶向高恰好遇到了一位这样的皇帝，所幸的是，叶向高也恰好拥有对付难缠的人和事的领导智慧。
叶向高初任宰辅时，正是神宗皇帝不上朝、不理政的时期。神宗是一位“酒色财气”四病俱全的无赖皇帝。长期不理政事，致使国事荒废，大臣有的只挂个空名，并不到职任事，有的部门缺员，一些衙门甚至空无一人，神宗却不增补官员。官吏推举升迁转调的命令长期不能下达，朝臣与皇帝多年难得见一次面，上下严重隔绝。廷臣中渐渐形成相互对立的党派，在朝中争来斗去。宦官倚重皇帝之权在朝廷内外耀武扬威，他们受神宗之命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为害天下。这时，国势已然颓衰，朝政江河日下，内外交困，不可收拾。忠心耿耿的叶向高空有一腔报国之心，怎耐生不逢时，偏又遇上这样一个世所罕见的“怠工”皇帝，真可谓报国无门。叶向高并不是不明白时势，但他不甘心就此萎顿而终，他要尽自身之力奋力一搏，为没落的晚明王朝注入最后的希望。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一月，叶向高初至内阁，就向神宗上奏，希望他能恢复初期的善政，使大臣们各就其位，各行其事，改变当前官员无职、职位无官的局面。奏疏送给神宗后，他只是随便敷衍了一番，就不了了之，根本没有付诸施行的意思。真诚的叶向高希望神宗振作图强，重整朝纲，但皇帝却和他的想法不一样。现在的神宗皇帝心中已无国家，更无子民，他好像对这些“国之大事”都厌倦了，关心的只是怎样尽可能自由无拘地度过他腐烂的晚年生活，怎样尽可能舒适地躺在炕上吸几口大烟。这是叶向高任阁臣后遭受的第一次打击，虽不沉重，但足令他心灰意懒。任职仅五个月，叶向高即于次年四月，向神宗递交了他的第一份辞职报告。他说：“我知道古来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很多。但是还没有上下隔绝、内外背离到今日这种程度的。皇上试想一旦有事变发生，朝廷内外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哪项钱粮可供支付；哪处兵马可以杀敌；哪方百姓会对朝廷感恩戴德，效死于前呢？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寒心呢！”叶向高要走，可神宗不放行。看着面前臣子发自肺腑的振聋发聩之疏，神宗也许被感动了，但仅仅是感动而已，他并没有打算像叶向高所建议的那样，雄心勃勃地去振兴国事，他不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更不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
既然走不了，那就继续尽职吧。过了不久，叶向高又向神宗上书，提出了关于考选官员、填补空缺的问题。既然衙署无人，政令如何推行，紧要事如何应付呢？叶向高在上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忧虑。但神宗却不考虑这些，他给叶向高的答复是，补官考选的事情，他还要仔细审查后才能实施。于是这件事就在神宗堂皇的托辞中被搁置起来。但叶向高不甘心就此罢手，他又上疏催促神宗尽快施行，不要再拖延了。可是这一次神宗的拒绝更干净彻底，他压根儿就未作出任何反应，甚至连托辞也不给人一句。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首辅朱赓死了，本当接任的李廷机又决计闭门不出。整个内阁的事务压到他一人身上。被多如牛毛的文牍和政务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叶向高只好退一步了。既然你神宗皇帝不愿补官考选，那就给我增补几个阁臣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决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要求竟比上一次的更难实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为了这个并不算太苛刻的要求费尽了心机，伤透了脑筋。叶向高的奏疏一篇篇呈上去，但结果总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叶向高处于极度的矛盾与苦恼之中，正如他所言，想要辞职不能，想要有所作为也不能。
这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崛起于辽东，以五千骑叩抚顺关。山东、直隶一带，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迫在眉睫。但政治现状却是“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臣独力，诚不知为计。”叶向高的话已说得如此激切，形势也的确如黑云压城，可是神宗依然漫不经心。叶向高再也坐不住了，七月初七日，他再次上疏乞求增补阁臣，并因病申请退休。在此之前，叶向高已带病在家票拟一个月了，而内阁也相应关闭了一个月。有人议论叶向高在私宅票拟不符合制度，向高也自认为不妥，坚持要求辞职。神宗对于叶向高私第票拟，表示默许，至于请求添补阁臣和退休，则不予答复。第二年四月，叶向高向神宗重申他辞职的原因说：“我请求辞职，并不在于人言指责，而只是内心不安；不在乎自己一人的去留，而在于国家的兴衰。当今天下，到处灾祸绵延，人民流离失所。朝廷内外，已是人财俱空，一旦天有不测风云，国人必然以臣下为罪人，记于史书，背万世骂名……”叶向高接着说，皇上不让我辞职，是为了任用我，但连臣下的一点诚意都不能上达，我所吁请的东宫讲读，增补阁臣等事情，却一直不见实行，这样我虽勉强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尽管他言辞恳切，但神宗仍然麻木不仁。不久京师发生水灾，四面八方多次奏报水旱灾害，叶向高又说：“自内阁大臣至九卿台省，官衙人员都已走空，南都九卿也只剩下十分之二了，全国各地的大吏，从去年秋天至今，未曾起用过一个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会长久如此，臣恐怕祸端一发，将不可收拾。”叶向高的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而尖锐，但没有一次能刺激神宗皇帝麻木的神经。
叶向高遇上了一个“三不怕”的皇帝，一不怕亡国，二不怕害民，三不怕后世留骂名。碰上这样一个无赖主子，忠正勤勉如叶向高，又有何办法呢？
从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起，直到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为止，叶向高请求增补阁臣的奏疏多达100多道，神宗这才下令吏部会推阁臣。但是真正选用新阁臣，已是万历四十一年的事了，这年神宗任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原礼部左侍郎吴道南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这距叶向高初次疏请增补阁臣，历时已经五个年头了。
对于神宗这样一位“特别”的上司，志大才高的叶向高也只有无奈，但在无奈中他还是表现了一位负责任的领导者的智慧。
神宗的长子常洛为王贵妃所生，三子常洵为郑贵妃所生。神宗十分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神宗萌生了废长子常洛立三子常洵为太子的念头，但是他的想法被恪守嫡长子继承制的大臣们否决了。皇帝和大臣产生了对抗情绪，双方僵持不下。神宗将立太子一事一拖再拖，大臣们则坚决不放弃立长子常洛的决心。这就是明代万历朝有名的“国本”之争。争论的结果，神宗最后屈服了，立了他不喜欢的长子常洛为太子，封常洵为福王。但从此神宗皇帝对政事就懈怠了，以至于坚卧不出达三十年之久。常洛被立为太子后，神宗并不喜欢他。至万历三十七年，东宫停止讲学已经五年了，太子年龄渐大却不让他进学，今后做了皇帝如何治理天下呢？这无疑成了包括叶向高在内的众多大臣们深为忧虑的事。另一件事是福王就国。常洵没有被立为太子，神宗心里极不痛快，在他和郑贵妃的纵容乃至支持下，福王常洵滞留在京师迟迟不肯前往封国，这也是大臣们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