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不念旧恶，善用有错之人
作为一个老板，应该明白“诚到深处情自现，不见诚字不见情”的道理。要做一个出色的老板，只有诚恳待人，才会获得事业上的好伙伴，前进中的好帮手，才能长久地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老板能否成功，尤其在他创业的初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拥有的下属的能力。能否拥有一批真正的人才，是一个老板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人才是天地的精华，人才难得，尤其是在白手起家、人才不足的时候更是如此。创业难，得人才更难，得到栋梁之才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老板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没有一定的韧劲和诚心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41.不苛求下属完美
哲人说：“完美本是毒。”事事追求完美是一件痛苦的事，它就像是毒害你自在心灵的药饵。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完美的，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它本来就是以“缺陷”的样式呈现给我们的。如果管理者对下属事事追求完美，那无异于自讨苦吃。
从前，一位老和尚想从两个弟子中选一个做衣钵传人。一天，老和尚对两个徒弟说：“你们出去给我拣一片最完美的树叶。”两个弟子遵命而去。不久，大徒弟回来了，递给师傅一片树叶说：这片树叶虽然并不完美，但它是我看到的最完整的树叶。二徒弟在外面转了半天，最终却空手而归，他对师傅说，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树叶，但总也挑不出一片最完美的。自然，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了大徒弟。
古人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求全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谁见过毫无缺点的“完人”呢？对于下属，只要他们工作的大方向不差即可，何必在细节上大做文章呢？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就好比一对孪生兄弟，有所长必有所短。一个人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已经难得，可以重用；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自然是较糟，但让他处理些小事情，效果一定好。能人，一般都是大事不糊涂而在小事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是“两头冒尖”的人。还要看到，我们用能人，用他开创事业，工作本身带有探索性和风险性，谁敢保证一点儿闪失也没有呢？
管理学家认为：下属性格有别，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不尽相同，人没有十全十美，也难以尽善尽美。使用和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找出对方的长处，量才而用，做到人尽其才。身为主管，若是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则可在下属擅长的那一方面给他委以重任，并在他擅长的地方多加评价、赞赏。
第2节严正法纪
法纪和制度的设置，是为了让人们能循规蹈矩。不能严格地执行，就形同虚设；不能正确地实施，就是对可行法律的亵渎，就是对法纪的否定。因此，既然有法，就应依法；既然依法，就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每个管理者做好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42.赏罚合情合理
赏和罚是严肃法纪的两种手段。然而，不论赏还是罚，都必须合情合理，不能偏离法纪的规则。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跟随自己东征西讨和夺取皇位立下大功的人进行封赏。九月二十四日，当众为房玄龄等人论功封爵，量定封邑。
授封中书令房玄龄为于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同为第一等爵位，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陈叔达在大殿台阶下唱名宣布后，说道：“这次论功行赏，恐怕不一定都很妥当。如有不当，可以自己提出来。”于是诸将争功，吵吵嚷嚷。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感到委屈，他说：“太上皇在晋阳起兵，我在关西最先起兵响应，多年来出生入死。房玄龄、杜如晦等文人儒士，现在却功居第一，我心里不服气。”
李世民回答道：“国家大事，重在赏罚分明。赏赐符合他们建的功劳，无功者会自动离去；处罚符合他所犯的罪行，为恶之人则会恐惧。这就是说赏罚不能够轻易颁行。今按功行赏，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平定天下的功劳，正像汉代的萧何，虽然没有骑马血战，但他辅助汉高祖，指挥筹划，却是汉朝第一功臣。叔公是一国之中最亲近的人了，怎能不敬重爱护？但也不能因私人亲属的原因，而随便地和功勋之臣共同受赏。”为了让其口服心服，李世民换了个口气又不客气地说：“当义旗初举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叔父虽然最先起兵，也是为了自谋避祸，又不曾亲临战阵。山东没有平定时，你受命出征，窦建德南犯，你全军覆没；刘黑挞第二次作乱，你的部队又望风溃逃。叔父是我的至亲，我什么都舍得送给你，却不能因缘私情，和功臣一样滥加封赏。”
李神通不仅是李世民的叔父，更是李世民的心腹党羽。一次，李建成用毒酒害李世民，就是李神通将李世民扶回秦府。那次如果不是李神通，李世民也许就没有今天了。但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李世民将二者严格地加以区别。
当时，还有几位将军内心也忿忿不平，然而看到李世民这样训斥叔父李神通，便不再争抢功劳。他们暗地里都说：“陛下以功行赏，不徇私情，是这样的公平，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李世民就这样平息了一时浮躁喧哗的争功风波。
43.从自家做起
严肃法纪，领导者只严格要求自己还不够，还要从家人、亲人做起。这样做不但有利于领导者树威立信，而且更能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曹操奉行节俭，因而也就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攻城略地所缴获的财物，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四方贡献，也都与部属分享。
曹操提倡节俭，先从自己和家人做起，并为此做了不少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一次，曹植的妻子违令穿了锦绣衣服，恰巧被曹操看见了，他立即下令让曹植妻自杀，这虽然做得太过分、太残忍，但也可看出曹操提倡节俭的决心。推而广之，曹操还把是否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官吏品质好坏的标准。
一时间在朝野形成了俭朴节约的风气，并形成廉政的新风。对确实不廉洁的人，曹操总是认真作出处理，决不徇私枉法。比如同乡好友丁斐因私自调换官车一度被撤职，曾为曹操上表捏造孔融罪名的路粹违禁以低价买驴被处死。这样做较好地维护了俭朴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44.不因情废法
人是有感情的。在管人工作中管理者会因感情深厚、意趣相投而对犯错误的人法外施恩。但这种法外施恩是有原则的，是建立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之上的。可宽容的人或事，可以法外施恩；不可宽容的，绝不能宽容，必须严肃法纪，不能因情废法。
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不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
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
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
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以抚恤，按月给予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乘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45.执法不能徇情
领导者执法不能徇私情，如若因情用法，不但不能严肃法纪，而且会使法律形同虚设，从而影响领导形象。
汉武帝办事果断，善于用人，执法毫不宽容，一视同仁。他的胞妹隆虑公主唯一的儿子昭平君娶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病重时，拿出黄金千两、铜钱一千万为昭平君无人约束预赎死罪，皇上答应了。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一天比一天骄横，后因醉中砍杀侍女，被关进牢狱。廷尉因为他是公主的儿子，请示皇上。左右近臣也趁机为昭平君说情，并提醒武帝说：“以前公主交了赎罪钱，陛下都许可了。”武帝断然说道：“法律是祖上制定的，为了妹妹的缘故而歪曲先帝的法律，我还有什么脸面进高祖庙呢！再说也对不起百姓呀！”于是批准依法处死昭平君。诏令下后，汉武帝悲哀得痛哭流涕，抑制不住自己，左右众臣也都很悲伤。这时侍诏东方朔走近前来向皇帝祝贺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该赏的，不因为是自己的仇人就不奖赏；该杀的，也不因为是自己的近亲就放纵。《尚书》上说：‘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是古代的五帝所重视的，连夏、商、周三代君主甚至都很难办到，陛下您却做到了，这是天下庶民的幸福！小臣东方朔举杯，冒着死罪连拜两拜，敬祝您万寿无疆！”皇上开始很生东方朔的气，听完他的解释，又很赞赏他，就任用他为中郎。
此事之后，汉武帝的名声更盛，其个人形象也越加高大了。
46.说到做到，依法办事
严肃法纪，就要言出必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起不到严正的作用了。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当过石城县县令，当时石城县的官吏特别难以驾驭，黄盖便委派了两个属官，分管各部门的事务。这天，他对石城县的官吏们说：“我这个当县令的没什么德行，凭借武功而得以做文官，其实对文牍政事不太熟悉。如今盗贼尚未平定，军务比较繁重，只得将县里的全部文书事宜委托给这两位官员替我全权处理，请他们帮助我管理好各部门的工作，检举揭发工作人员的错误。如果有奸谋欺诈的行为，我不会仅仅施以鞭杖的。希望他俩尽心尽责，不要带头冒犯。”开始时，一些官吏还感到有点畏惧，谨慎地处理自己的事务。时间长了，两个属官认为黄盖不熟悉文牍政事，于是就逐渐地放纵那些违法的行为了。黄盖觉察到了这一点，并查清了这两位属官违法的几件事。于是，有一天，黄盖便召集了所有官吏，追究他俩的事情，他俩向黄盖叩头求饶，自以为不会有大的处分，黄盖严肃地说：“我先前早已告诫过，不会以皮鞭惩罚你们，现在也决不欺骗你们。”说完，竟下令将他俩斩头示众了。县里所有的官吏都吓得战战兢兢，从此，石城县的吏治变得清明起来了。
47.正法要有道
正法要有道。所谓有道，即要善于动脑筋，想出办法。如果没办法，口头上不论讲得多么严厉，实际上都是空话。正所谓：主将无能累死三军。
西川历来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治安一直很乱，盗贼很多，居民家中经常失盗，人们怨声载道，希望官府能出面治理。但西川的前几任官吏不是因为没能力就是官匪相通，盗贼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因此都被罢了官。
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四月，崔安潜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后，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没有提及盗贼扰民问题，蜀中人感到很奇怪，却不知崔早已有了对付这些盗贼的万全之策。
初五这天，崔安潜拨出了节度使府库的公钱1500缗，分别放置在成都蚕市、药市、宝市三处闹市，并在市上张贴榜文说：“有人如果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赏钱500缗。盗贼必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赦免告发者罪，并和平常人一样领赏，望大家奋勇捕盗，绝此祸患。”
告示贴出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17年，赃物都是平分，你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一样，也要被处死。”盗贼抱着与同伙同归于尽的想法来到蚕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经常骑马到三市巡视的崔安潜。
崔安潜看到一个人押着另一个人来到蚕市，被押解的人还有些不服气，就知道这是盗贼。于是，他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文，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先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捕贼的人得到了赏钱，并当着盗贼和围观群众的面当场兑现，盗贼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围观的群众拍手称快，赞叹节度使除盗贼的新方法。
盗贼被押到市上剐死，并诛灭其一家。此事传出以后，诸盗贼与同伙互相猜疑，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成都无容身之地，就纷纷逃离西川，有的洗心革面，不再操旧业，从此，西川境内盗患大减。
崔安潜以义捕盗使强盗心服口服，而且相互影响不再为盗，从而境内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