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吾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后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信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录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过百余首耳，实无暇抄写，待明年交一本付回可也。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国藩草
曾国藩曾经勉励他的四位弟弟要善于立志，他认为：“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这与“有志者，事竟成。志高必然思远，志诚必有事成。”的意思如出一辙。
古人说：“志当存高远。”“志”，在这里是指一种道德理想。曾国藩认为：“砺志自强”是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也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相同。古人云：“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也就是说，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也只是空有其名，徒有其表，只有亲自实践，对理想人格不倦追求，高远之志才能成为一种美德。
曾国藩一生尊崇“修身、治国、平天下”，他的成就，是在砺志中取得的。在曾国藩数千家信中，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在砺志过程中的得意、困惑、成功、失败等种种事件。口吻亲切，文笔流畅。家书中的故事，生动有趣，还包含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从这些信中，人们可以具体地看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一位居高位者心中引起的万千思绪；也能看到他是如何坚持“孝悌忠信”，从而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对长辈、平辈，对皇帝、上司以及对同级、下级的种种关系。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更是一部正直、严肃地人生教科书。”
这些家书中，流露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对家人的真诚的热情流露。其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感动后人，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字字句句皆真情，毫不夹杂世间泛滥的虚伪和造作，读后让人感慨不已。
砺志必须“用世”，也即将理想付诸实践。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被顺利地点中翰林后，更加地风华正茂、锐意进取。他经常在诗歌中抒发高远志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国之栋梁。他常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在给刘蓉的信中写道：“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也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美德在要求自己，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
心志坚定之人，做什么事都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只要是决定过了的事，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劝阻而改变主意。
历史上隋文帝时期的赵绰就是一个心志坚定、不畏权势、自主办案的好官员。
隋文帝杨坚晚年倾向于严刑酷法，经常不按法令规定随意处置大臣。当时的大理少卿赵绰敢于依法力争，不惧当时至高无上的天子，传为一时佳话。
赵绰办案，一切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不计个人恩怨，是个耿介的执法者。一次，他的一个叫来旷的下属向隋文帝告密说，大理判案处理太轻，而且赵绰还私自免除许多囚徒的刑罚。文帝命心腹人暗中查验此事，并没发现赵绰有以上过失。因此，文帝大怒，命人将来旷斩首。赵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依法不能处来旷斩刑，于是他便依法力谏皇帝不要斩来旷。文帝生气地转回后宫，不再理赵绰。赵绰便对侍卫人员说：“我不是为来旷的事要见皇上，还有其他要紧的事要向皇帝奏明。”文帝命人将赵绰带到后宫，赵绰便对文帝说：“为臣我犯了三条死罪，特向皇上来请罪来了。我身为大理少卿，领导无方，致使掌固来旷触犯刑律，这是第一条罪状；来旷虽然犯罪，但不是死罪，我作为掌管刑律的大理少卿，不能以死劝谏皇上勿杀来旷，这是第二条罪状；我本来没有其他要紧事情，却诈称有要事启奏，这是第三条罪状。”文帝听后怒气顿消，免去来旷死刑，改为发配到广州。
刑部侍郎辛直曾穿红色裤子上朝。当时风俗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升官，但文帝认为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命大理将他处死。赵绰接到旨意后对文帝说：“辛直依法罪不至死，我不敢接受您的旨意。”文帝非常恼怒，厉声呵斥道：“我看你是怜惜辛直而不知怜惜自己！”命人将赵绰抓起来处死。赵绰毫无惧色，仍对文帝说：“陛下可以把我杀了，但千万别杀辛直，因为他没犯死罪！”
文帝命人将赵绰押到朝堂上，剥掉他的官服准备行刑，又派人去问他：“现在怎么样？”
赵绰答道：“我一心执法，不敢因怕死而不争。”
文帝被赵绰气得拂衣退回后宫，过了许久才把赵绰释放。文帝气消后，亲自向赵绰谢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予以嘉奖。
还有一次，有两个人违法在市场上用破钱换好钱，被夜巡的军官抓获并上报了文帝，文帝痛恨这种不法行为，命赵绰将他们处死。赵绰谏道：“依他们所犯法律定罪，应该受到杖刑，杀了他们是违法的。”
文帝非常不耐烦地说：“这不关你的事，叫你杀你就杀！”
赵绰答道：“陛下您不认为我愚笨，命我掌管刑律，而现在您又想胡乱杀人，怎能说不关我的事呢？”
文帝又说：“不自量力地摇动大树的人，树不动时应该知趣地退下。”
赵绰正色答道：“为臣希望以真诚感动您的心，这怎能和摇树相提并论呢？”
文帝道：“喝汤的人觉得汤太热，应先放到旁边待汤凉了再喝。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想挫动天子的威仪吗？”
赵绰无言下拜，但他不后退反而更靠近文帝。文帝呵斥他也不后退。最后文帝没办法，只好自己躲到后宫里去。
赵绰依法断案，不畏权势，甚至于舍身护法，坚决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为后世执法者所景仰。
我们在做事时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情形下，关键在于你是否能抵御住外界因素的干扰。如果你意志坚定，你就会发现自己离成功越来越近；如果你意志不坚定，那你注定与成功无缘。立志是人生大事，如果能自己立志，恐怕没有做不成的事；如果不立志，即使与尧舜禹汤同行，也起不了丝毫作用。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持志”是成事之基，必须坚持志的一贯性、稳定性，不可一日三志，朝三暮四。一旦立志，要持之以恒。
有定力，到处皆坦图矣
澄弟、沅弟左右：
捻匪全入湖北，任、赖、牛、李等股，与成大吉之叛卒勾结，在黄、孝、罗、麻一带，张总愚亦在襄、樊一带。余调刘铭传九千人由周家口驰援黄州，不知赶得及否。闻关东之骑马贼甚为狂獗，刘印渠带兵至山海关防堵。广东一股，亦不易了。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
一个人身临绝境，如何才能找到出路呢？曾国藩认为应当“毁誉祸福置之度外”，即豁出命来，探究一种可行的方法，为自己找到出路。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充满自信地说：“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定力”就是不慌不乱，“坦途”就是希望之路。
诸葛亮唱空城计时不仅有胆识，面对十几万敌军依然能抚琴自若，那绝对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定力，也是这种定力使他化险为夷了。
在做任何事的时候若都能有这种定力，能够沉着冷静地思考问题、寻求对策，什么事都会变得简单；若遇事总毛毛草草的，失败和烦恼便会一起光临。
儒家推崇“知者动，仁者静”的人品气质，动不是盲动、躁动，静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达到一种和谐圆融的状态，而其中主导的精神是“诚”，诚则明，明白，明朗，不犯糊涂，不冲动。现在浮躁成为人心的通病，心不静，而处处乱动，结果招来的是打击和痛苦。
不仅儒家推崇仁静，老子也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化常以静胜牡。”虚则能守，静则能观。人的心灵本来就是虚明寂静的，昏昧紊乱是为私欲所蔽。致虚守静就是去私、去欲，使本心回复到本性的清明寂静，以使其不为外物搅扰，体察其万物演化与归根，并悟道修道。静不仅能察，也能胜躁、胜动，以静致动是也。虚静的优势还在于能成己、成物。
李嘉诚先生深得先哲们的做人智慧，他说：“人有五商（智商、情商、财商、逆商、心商），若想人生成功，须五商俱备。在我看来，五商无一不可从古人的智慧中获益。”李嘉诚11岁那年，来到香港。到了14岁，由于父亲去世，他辍学打工。再后来，他舅父让他到他的钟表公司上班，但是他没有答应，因为他要自己找工作。从他年纪轻轻就不肯接受帮助而要自己闯这点上，就表现出独立和自信的性格。
这种性格，将培养出他以后的稳健的工作作风、不浮躁的工作态度。他先是想到银行寻找机会，因为他觉得银行一定有钱，因为银行是同钱打交道，它也不可能倒闭。但是银行的梦想没有成功，他当了一名茶馆里的堂馆。在当堂馆的时候，他就胸怀大志，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地迈向目标。
这些小事是这样的：他给自己安排课程，以自觉养成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习惯。这些课程包括：时时处处揣测茶客的籍贯、年龄、职业、财富、性格，然后找机会验证；揣摩顾客的消费心理，既真诚待人又投其所好，让顾客既高兴又付钱。后来他又以晚书的方式读了很多书，并把看过的书再卖掉。
就这样，李嘉诚既掌握了知识，又没有浪费钱。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在茶馆里没有前途，就进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他偷师学艺，很快学到了钟表的装配及修理的有关技术。其后，他建议开钟表公司的舅父迅速占领中低档钟表市场。结果大获成功，因为香港对低档表的需求确实很大。
1946年，他17岁，辞别舅父，开始自己的创业道路。结果他屡遭失败，几次陷人困境。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1950年夏，才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厂，也是他的稳健的思考观察的结果。他通过分析，预计全世界将会掀起一场塑胶花革命，而当时的香港，塑胶花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个机遇。可以说，他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而这审时度势的判断力，亦来自于他的稳健。作为一个不浮躁、稳健的人，李嘉诚是很会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的。在工厂经营到第7个年头的时候，李嘉诚开始放眼全球。
他大量寻求塑胶世界的动态信息。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读到一则简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并即将投人生产，向欧美市场发动进攻。他立即想到另一个消息，那个消息说欧美人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家庭主妇正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于是推想，欧美的家庭，都喜好在室内外装饰花卉，但是快节奏使人们无暇种植娇贵的植物花卉。塑料插花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他由此判断，塑胶花的市场将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不然就会失去这个机遇。
于是，李嘉诚以最快速度办妥赴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前去考察塑胶花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前景。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稳健的工作作风，一条辉煌的道路，由此展开。
正当李嘉诚全力拓展欧美市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机会出现了。一位欧洲的大批发商在看到了李嘉诚公司的产品样品后，前来与李嘉诚联系。这位批发商是因为李嘉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欧洲产品的价格而来找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长江公司是资金私有制。为保险起见，他表示愿意同李嘉诚合作，但合作条件是他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李嘉诚知道这位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欧洲主要的市场-西欧和北欧，如果能与他取得联系，是十分有利的。可惜，他竭尽全力都没有找到担保人。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争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法宝。他与设计师一道通宵连夜赶出9款样品。批发商只准备订一种，李嘉诚则每种设计了3款。第二日他来到批发商的酒店。批发商望着他因通宵未眠而红的眼睛，欣赏地笑了，答应了谈生意。在李嘉诚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签了第一份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从而解决了长江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
长江公司很快占领大量的欧美市场。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就达1000多万港元。纯利100多万港元。塑胶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胶大王”。
成功的路是很漫长的，在这条路上，对手也是众多的。但最大的对手与敌人是自己。放弃、浮躁、轻敌、懒惰，每一样都会给你的成功造成巨大的障碍。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不急不躁，看准时机，胆大心细，诚心待人，通过李嘉诚，我们能学到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