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句明言出自扬雄的《反离骚》，原话是这样说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其实，扬雄这句话是写给屈原的。屈原光明磊落，不肯与小人为伍，遭到小人陷害后，就投汨罗江自杀。杨雄很瞧不起屈原的行为，觉得屈原太脆弱，经不起打击，有不如意之事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人这一生无法预测会遭遇什么，前面是平坦大道还是崎岖小路，谁也说不清。所以，杨雄说这是“命”，不能强求。但是，“遇”和“不遇”只是相对来说的，“不遇”证明时机未到，需要你低调，需要你忍耐。正如班固所说：“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军事大师孙膑，遭到庞涓暗算后，身陷绝境，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孙膑可以说是“不得时”，对他来说，唯一可做的就是忍——忍辱负重，像“龙蛇”一样把自己蜷起来，以待有出头之日。他装疯卖傻，忍受了很多人不能忍受的痛苦，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报了膑脚之仇。还有比孙膑的境况更糟糕的“不遇”吗？孙膑挺过去了，而屈原却没有，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为人们赞叹的大军事家；一个是人们可惊可叹、只能通过吃粽子的方式来怀念的夭折诗人。
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扬雄借这句话和他对屈原的评价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道理：做人，要能屈能伸，能行能隐。相时而动、能伸能隐，也是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大智慧。在中国哲学中，关于刚强与柔弱的辩证关系是讨论颇多的。所谓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实是深知事物转换之理的极高智慧。
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谗。”意思是，知道什么是刚强，却安于柔弱的地位，如此，才能常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老子的这种哲学对中国的为政者也影响非浅。在他们看来，忍让绝非懦怯，能忍人所不能忍，才是最刚最强。天下之人莫不贪强，而纯刚纯强往往会招致损伤。因此，忍，不能理解为懦弱，更不应该看作颓废。因为忍，总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时妥协，而不是永远把自己压抑下去。就像一个弹簧，尽管处于收缩状态，但一直保持向上弹出的姿态。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顺势爆发。
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片断之一。在这一片断里，曹操借龙的变化来比喻世之英雄：“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变化莫测，没有固定的形状，和扬雄所说的“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其实是一个道理。正因为龙的无形，所以才能“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才能“方今春深，乘时变化”。
曹操和扬雄都把英雄比喻为龙和蛇，看来中国文化选择龙作为中国人的象征并不是偶然的。人世间的冷暖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道路是变化无常的，当你在遇到困难走不通时，或许退一步就会海阔天空；当你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定要有谦让三分的胸襟和美德，应该把功劳让与别人一些，不要居功自傲，更不要得意忘形。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能屈能伸。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人生活在复杂、多变、充满危机的社会中，为了适应生存，保全自己，那就势必像龙一样变化、审时度势，立足于天地间而不败！
与人周旋，不可有真意而无文饰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安五来营，寄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
十三日午刻，九弟妇生一女，极为迅速。巳刻余在曾家坳，尚无信息。旋因胡二龙来，余回腰里交付，即闻接内人、四弟妇过去。少顷龙过曾家坳，则已踏生矣。血晕约大半个时辰，服大补剂，申初全愈。仰仗祖宗福庇，此事平安，弟可放心。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
甲三十三日回家，芝生十三日复来。温弟与李家，定二月十三日拨庚。龙达生解元初七、初九宿腰里，初八宿小界家中。四宅平安，不必挂念。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
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解往。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亦可随便周济。兄往日在营艰窘异常，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憾。弟若有周济之处，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前往。应酬亦须放手办，在绅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十四日又行。
曾国藩借他的治军之道——“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告诫他的九弟出门在外，与别人交往的时候不要太耿直、无掩饰。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现代生活的需要，与周围人际关系很僵，将影响工作能力的发挥，长此下去还会影响到身心健康。
有位名人说过：“做人应该是外面四角方方，内面要圆的。”的确如此，与人交往千万不可太耿直而没有掩饰，否则在很多方面都会吃亏。所以太耿直的人与精明的人交往时，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而过于圆滑反而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在平时待人接物中，只有做到“外方内圆”便能玩转人际关系、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了。
做事太张扬，太露骨，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但这样却会引起众多人的妒忌，也让别人更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样反而会给自己日后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雍正不但是嘴上这么说，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一长便很容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雍正即位之初，虽然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举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事；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为了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于是就暗中想出一个办法，他开创性地要求设立一个军机外，从而得到一揽最高权力的目的。
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以致二年有余而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飘移的帐篷一样随皇帝的行止而不断改变。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现场办公。在当今，雍正的这些创造，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设立“军机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每办一件事情，或者有关的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的官场陋习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能也差，皇上的口气无法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启动军机大臣，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设立“军机处”将“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军机处”由于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一种清廉的官场形象。“军机处”的设置，保证了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无论在雍正的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其实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刚柔并用不可偏废
沅、季弟左右：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以然矣。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正如曾国藩所言——“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一样，人的性格太刚强容易被人孤立，太柔弱又容易受人欺负，这两种极端性格显然都不好。而刚强和柔和的相互补充，便恰到好处了。
许多人有着失败的人生，关键就在于刚和柔没有有机结合在一起。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固然是一种美德，可是一旦做得太过分就会显得不近人情、不招人喜欢了，这样虽然放了小人，但也疏远了好人。如果做得太柔和，就会显得软弱无能，给人一种好欺负的感觉，也容易被人轻视。
一味的刚强，就容易失去回旋的余地，严重的损伤自己；一味的柔和，就容易自取其辱，招来许多没必要的烦恼。做人一定要刚柔并用，让别人找不到对比利于自己的破绽，才能成功的做事、完美的做人。
老子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智慧，我们其实并不难于理解：天上的风是最柔的，但是却能通过肌肤，拔坚倒屋，再小的孔隙也能通过；电是最柔弱的，但它能通过金石，透过钢铁。
为何至柔能治刚呢？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刚性越大，物体的脆性就越大，抗打击的能力也就越低，钻石的确是自然界最硬的东西，但又有谁注意到，钻石甚至比玻璃更易碎呢？而硬度极差的铅，柔韧性却极好，你甚至可以用锤子把它砸的像纸一样薄，但仍然不能将它砸为两半。
有个成语叫：“四两拨千斤。”讲的正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俗语说：“百人百心，百人百性。”——有的人性格内向，有的人性格外向，有的人性格柔和，有的人则性格刚烈，各有特点，又各有利弊。然而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往往刚烈之人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太过于嚣张的民族，往往越容易被低调的民族所征服。
冒顿是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头曼后来又喜爱别的妻子生的小儿子，想废掉冒顿而立小儿子为太子。冒顿便杀掉头曼，自立为单于。
当时东胡强盛，听说冒顿弑父自立，内部形势不稳定，乘机挑衅，派使者到冒顿那里，索要头曼的一匹千里马。
冒顿问左右大臣，大臣们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绝不能送给他。”
冒顿沉吟着说：“东胡索要千里马不过是个借口，假如我们不给，他就有理由攻打我们，就要发生战争。”
左右大臣都攘臂愤慨地说：“宁可和他们拼一生死，也绝不可示弱送马。”
冒顿说：“打起仗来就要损失几千几万匹马了，人死得更要多，不值得为了一匹千里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况且都是邻国，在乎一匹千里马也显得过于小气。”冒顿便派人把千里马送给东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