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东胡又派人来索要单于的一个阏氏（单于的妻子称为阏氏），冒顿又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都义愤填膺，说：“东胡太没有道义了，竟敢索要阏氏，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您下令发兵攻打他。”
冒顿说：“为了一名女子和邻国大动干戈，损失人马牲畜无数，太不值得了，况且和人家邻国友好，何必吝惜一名女子。”便又把东胡索要的阏氏送了出去。
东胡王见所求辄获，意气骄横，根本瞧不起冒顿单于，又派使者见冒顿，说：“你我两国边境之间有块空地，有一千多里，你匈奴也到不了那里，把这块地送给我吧。”
冒顿又问左右大臣该如何。左右大臣们说：“这本来就是块无用的土地，给他也可以，不给也可以。”
冒顿闻言大怒，说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把土地送给别人？”
凡是说可以把地给东胡的大臣都被他斩首，然后下令国中，集中兵马，有敢迟到者一律斩首，便亲率大军袭击东胡。东胡素来轻视匈奴，全然不加防备，冒顿一举消灭了东胡，把东胡的百姓和牲畜占为己有。
冒顿弑父自立，虽属自保，也显露出他凶猛残忍的天性，然而面对东胡的无理要求，却一忍再忍，而且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是因为他要成就常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当时东胡最为强大，东胡敢于提出无理至极的要求也是倚仗自己的实力，索要千里马和阏氏不过是想挑起事端，以便自己出师有名，假如此时冒顿不答应请求，正式开战，一定占不到上风。
冒顿偏偏都忍住了，要马给马，要人给人，就是不给你开战的理由。另外也以谦卑懦弱的姿态达到骄敌、愚敌、痹敌的目的，同时用所受到的耻辱来激发国内斗士的血性，“知耻近乎勇”，耻辱常常会增强斗志。
东胡见所求无不获，心满意足，既不把匈奴放在眼里，也不屑出兵攻打了，却不知“骄兵必败”，在表面的胜利中，已经输掉了最关键的战争要素。
冒顿战胜东胡的智慧，正是以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为指导思想才成功的，或者说是一种退一小步而进一大步的胜利。倘若东胡是一块巨石的话，那么冒顿就必须要让自己成为一堆棉花，而不是同样硬的岩石，因为棉花与巨石相碰，则会很轻松地将其包在里面。而如果巨石与巨石相碰，必然会两败俱伤。
至柔治刚的智慧并非让我们在面对强者时一味退缩、忍让，而是让我们适时地避开锋芒，与别人巧妙的周旋，最终达到制胜的目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以柔克刚的事例莫过于《将相和》——蔺相如正是善于使用柔术，不但避免了窝里斗，还使廉颇自己认识到错误、主动请罪的。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遇到问题应该以冷静的心态去对待，在某些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上不妨退一步，以一种柔弱的态度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解决，这就是那些会办事的人通常采取软硬兼施手段的原因了。
听取别人的意见
沅弟左右：
此次洋枪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
盖前次以大价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吾固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尔不宣？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人，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钞没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岂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筏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吾愿弟弟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向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曾国藩很不愿意见到他的各位弟弟在家中闹矛盾。故而在家书中指出“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影响偏激与固执对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没有益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就不会成为一个固执的人。别人的意见一句都不听，不管有没有道理，就是不予理会，这就是固执了；如果别人的建议无论好坏一味接受，丝毫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毫无气魄、没有主见。
如果能适当的采纳别人的建议无形中就能提高对方的自尊心，加深彼此的感情，有利于人际交往。同时，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在顺境中，听取别人的意见可以使自己保持冷静的头脑，无往不胜；在逆境中，善听别人的意见可以使自己鼓起奋进的勇气，知难而进。
我们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样的大道理，可现实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听那些“逆耳忠言”，都喜欢那些“甜言蜜语”。
听听隋炀帝说的话吧，他说，“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如此露骨的宣称自己就是爱听奉承话，实在是让人汗颜。像他这样的虚荣之人，哪里会长久地统治江山？果真短短的15年后，就众叛亲离，国家易主，他也由此背上了千古骂名。
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住在北邙山的一家，主人叫弥子麂。在他家办喜事的时候，笼中的喜鹊在一边婉转鸣唱，槐树上的乌鸦却“呱呱”乱叫，扰乱了喜庆的筵席。这时，一位老人经过说：“乌鸦是天使，它在警示人们洪水要来了！大家赶快逃命去吧！”
而这位弥子麂却不信，认定乌鸦是丧门星，报忧不报喜，会带来灾难，而喜鹊报喜不报忧，唱歌说明根本没有洪水。于是，弥子麂一家三代36口人坚守“家园”。不料洪水果真来了，要逃跑为时已晚，弥子麂一家全都做了水中鱼鳖。
《汉书·霍光传》中也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在他新房盖起来后，宾客人人称赞。但有人却说，这烟囱太直容易喷火星，柴草（薪）堆得太近，容易发生火灾。这些都惹得主人很不高兴。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亏得邻居及时赶来把火扑灭，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事后，主人杀牛摆酒，酬谢前来救火的邻居。他特地请那些被火烧得厉害的人坐在上首，其他的则按照出力大小安排座次，唯独没有请建议他改砌烟囱、搬走柴薪的那位客人。
由于虚荣心在作怪，很多人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过失。如果我们能少一点虚荣心，在事前能不断听取别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在事后能虚心地放下架子承认不足或过失，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给我们找点刺、挑点小毛病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会让我们不高兴，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却不能缺少这类人，他们可以让我们时时警惕，少犯错误。一个人如果缺少了提醒，缺少了约束，那么他离身败名裂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古今多少腐败案例，探其根源，皆是因缺少了权力的监督，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只手遮天，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奉承话虽然听来顺耳，却能害人；有些忠告听来虽然是让人心生不快，但那却是真的在助你。所以，作为人，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不要只听那些悦耳的“歌声”，也要适时地听听那些逆耳的忠言吧。
良药再苦，我们也会捏着鼻子将其咽下，因为不咽下去就要忍受疾病的折磨，良药的目的是治病。同理，忠言虽然听起来不舒服，远没有那些美妙的溢美之词受用，可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以后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还是耐心一点，宽容一点，听听那些善意的忠告吧。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要学会倾听与分析别人的建议、不固执，不仅对他人而且对自己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藏住自己的锋芒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接弟八月廿七八日信，初十日接初五樊城所发之信，具悉一切。
“顺斋”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换替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同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奉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余详日记中，顺问近好。九月十二日。
曾国藩信奉的“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的观点完全是一种中庸之道。然而，这种中庸之道，在名、权的明证暗斗中不失为一种自保的好手段。
一个人，才识超群或机敏过人，便想在别人面前表露，以图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在某些特殊的环境和场合下施展才能，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还会招来祸端。
语文教材中的《杨修之死》便是很好的例子，后人写诗叹杨修时说：“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杨修之死就在于他的聪明外露。
有才者露才并无不对，唯一要注意的是地点、场合，只有这些对了才不会因妒生祸。
对曾国藩而言，他的做法则是瞒住自己的锋芒、以圆通方式待人。我们知道，锋芒与圆通是做人的两大学问。曾国藩认为：“锋芒露凶气，圆通显和气”。怎样做到圆通呢？必须瞒住锋芒！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一味讲求含糊厚重，绝不轻易暴露自己，将来修炼得十分成熟，身体也健康，子孙也会受用无穷。如果不习惯于机巧变术，那么时间越久，人越觉得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