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曾国藩，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
同时，曾国藩也看到他们在任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足之处：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
2.“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挡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
3.“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面无实功。
6.“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地方的人心跟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奇漏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它方面，社会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惟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天生我才必有用”，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无能也必有一点可取之处，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无所不能，百战百胜。
用人必须用才德兼备的人
澄弟、沅弟左右：
三月十五日接沅弟二月廿四自县城发信，具悉赴鄂履任业已起程，此时计将抵武昌，计高一句矣。
此间军事，初四日潘军获胜。初六日马队小挫，步队小胜。初七日，李幼泉一军小挫。渠所部万人尚有一半未到，视贼太轻，遂致损折。十三日贼退窜西南，潘军追之。十四日获一小胜，贼又折回北窜，锐意窥犯运河，不知山东诸军能御之否，深为焦虑。前闻捻匪不如发逆，张总愚一股又不如任、赖等一股，不知张逆狡悍若此，竟无术可以制之。
沅弟到任后，仍须以治兵自强为第一义。小宋到鄂潘任，已作函商之。乔鹤侪，请其一面派人接署，一面附片奏明。颜光杰亦经饬令赴鄂矣。弟驻襄阳甚好，春霆可驻南阳，其粮台则设于襄阳，刘仲良则改驻徐州等处。
谢恩折尚稳适。好折奏手竟不可得。余亦久思觅一高手，殊难其选。能强浼意诚一出，相助二三个月，或可从容求得替人。其有号称名士，眼高手低，不切事理，不合时宜者，却不可请。
“顺斋排行”虽为身旁小人所愚弄，然心术亦欠光明，惟最善联络京官，牢笼乡绅，鄂人官京师者津津乐道。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蒋芗泉在浙，皆以联络绅士大得名誉，跪道攀留。而云仙以疏斥绅士，终不得久于其位。闻渠与左季高甚为龃龉，罢官后必更郁郁。弟此次赴鄂，虽不荆棘。大约礼貌宜恭，银钱宜松，背后不宜多着贬词，纵不见德，亦可以远怨矣。接两弟正月廿三日信，澄弟以金陵驳案宜一办再办，现拟附片办之。
尧阶全愈，至慰至慰。老年服大黄，体气诚不可及，然谓是乾隆间生人，则实非也。此后凡兄寄鄂之信，或将原信付澄一阅，或抄一分寄湘，听沅弟斟酌，顺问近好。
“眼高手低，不切事理，不合时宜者，却不可请。”这句话，反映了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他认为用人应该运用德才兼备、不恃才傲物真正有本事的人。
人不可不修养才智，更不可不培植道德、两者都缺一不可。才与德互相比较，德好比是才的主人，而才好比是德的奴仆。有才无德的人，像一个家庭里面主人被奴仆所欺，制度紊乱毫无条理，终至败家亡身而后已。
一般人恃才傲物，就是没有道德以养其身，只知逞能恃才，任意妄为，终亦受到严重的打击。所以，用人行政必须用才德兼备的人。才能稍差但乃有德之士，不妨用他的德来补才能之不足，将不至于像有才能却缺乏道德的人，把一切的事情弄坏了。
乾隆认为，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宁可用品德胜于才能的人，也不用才能胜于品德的人。他十分痛恨那些无德的官员，要求负有考察、荐举和参劾官吏责任的督抚及部院大臣们遵循德居首位的原则。
有一次，贵州总督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说他是一个才具可用的人。但乾隆曾风闻于廷琬因贪污被革职，于是命人调出他的档案进行查阅，结果发现王廷琬在任职期间，私收铜肥己囊，数量巨大。清朝当时十分重视铜的开采和冶炼，以满足国家铸币的需要，从而稳定社会货币价值。当年王廷琬犯事，按大清律例应判重罪，只因乾隆登基而获得赦免，逃脱了惩治。现在总督张广泗举荐王廷琬，乾隆已心中有数，认为此人行为不端，不必起用，并且对张广泗不负责任的用人态度进行了严厉斥责。
陕西巡抚陈宏谋，曾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奏疏中写道：“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还寓慈祥。”对此，乾隆也没有偏听偏信，依然调出王乔林的档案进行严格核实，发现他在江南镇江府任上曾因错拟罪名被降级使用，后来在西安署任知府时又因滥用刑被革去官职。因此在荐举疏上，乾隆批示道：“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而借拟罪名，滥用非刑者乎？可将此询向陈宏谋，令其回奏。”这就等于告诉大家，选人用才要有严格的标准，在荐才用才过程中必须具备严肃认真的态度。
乾隆认为，官员的德不仅表现在忠诚、廉洁方面，更多应体现在勤政爱民上，因为这才是最实在的东西，也是最基本的衡量尺度。一个众口皆碑的官员，应该是“经划有方，劝课有法，使地有遗利，家有盖藏者”；“视百姓如赤子，察有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家室”。这就对各级官员有了一个高标准要求，既能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地方经济，又能关心百姓疾苦，时刻以民为念，这样才称得上是好官。
不过，在大原则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乾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对策。对于政绩突出的官员，因一时失误或放纵造成了一些过失，乾隆往往会从爱护优良人才的角度出发，从轻发落。譬如他发现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政绩十分突出，当时被人称为“小黄河”的永定河经常泛滥成灾，方观承集思广益，采取了正确的治水措施，引永定河水入大清河，减轻水害，赢得了京畿地区群众的称颂。有一次因天津一带发生水灾，科道官员多人上疏弹劾方观承，乾隆却极力维护，说道：“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欠，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方观承之勉力支持也。”
在用人重德才的标准下，乾降还鄙视以貌取人的行为。刘统勋之子刘墉是乾隆十分赏识的文臣，他博学多才，贯通经史诸子百家，才华横溢，书法也十分有名。虽然他是一个罗锅，并没有影响皇上对他的看重，有时甚至还颇有特别的好感。刘墉为官严格遵循“保廉反贪，崇俭戒奢”的原则，更使乾隆刮目相看。刘墉一身正气，甚至敢于把矛头指向权势显赫的佞臣，因此，“名播海内，妇孺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公比之。”
刘墉身材矮小，前有鸡胸，后有驼背，外号刘罗锅。但文采特别好，才思敏捷，是乾隆朝的科举状元。殿试那天，乾隆和在场的大臣有意为难他，命他以自己为题作一首诗。刘墉不假思索，张口道出：“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当众朝臣的面，乾隆连声称赞刘墉是奇才，并且委以重任。后来刘墉官至宰相，由此可知乾隆注重的确是德才，而不计较外貌体型。
一个人如果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本事越大，越“难于驾驭”；如果一个人在具备一定才能的基础上有端方的品行，廉洁的操守，将来必能担当大任，甚至可能稍有不足，而品德高尚，有为公为民而献身的精神，也不愧国家栋梁。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德才兼备的人才不易求，但帝王不会因此而降低求才的标准。有了德才之臣，才会有天下大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