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弟多置好官；遴将才二语，极为扼要，然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敢轻视。谢恩析今日拜发，宁国日内无信，闻池州杨七麻子将往攻宁，可危之至！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书报吾亲”反应了曾国藩为政的态度——一心为国民。也许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才使得他获得了“圣相”的美誉。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来说，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主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末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侯诸后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末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做法万方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中“酌拔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拔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的状况，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白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都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残害中国人民之事，曾国藩分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采，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门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衰，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觉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约规定的情况后，愤怒指责英国人“白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末将该犯交出，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强调此后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多次在奏折和给朋友的书札中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外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因为，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颐内地生民之困”。他在这个问题上总的“力争”方针是，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致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大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音生”。所以，在这方面之利一定要争，“中尤所惧，后无所悔。”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不恃天赋，将勤补拙
四位老弟足下：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已，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诸弟平日皆恂恂退让，第累年小试不售，恐因愤激之久，致生骄惰之气，故特作书戒之。务望细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天下的事情，有其功必有其效。如果功还没到，你就想让效果马上达到，那只是妄想。”曾国藩在信中分析十四弟学习失败原因时认为“只为傲气太胜”。意思也就是说他有些自视天赋，而缺乏学习态度。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较好的人抗衡呢？靠的就是勤奋。开始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的时候，也许别人还不如自己，但是若是凭借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负，认为有了聪明的天赋就万事不能了，不管别人怎么积累，可你却认为无论何时，只要自己想去做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做到，甚至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殊不知，那些天赋一般的人，自知不聪明，那就只好笨鸟先飞，他们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在不知不觉中，你就被他们拉下了一大截，你们之间的距离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拉开了，而你却还茫然不知呢？
读书的道理，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的浸漫，像蒙蒙细雨滋润一样。如果所见所闻十分寡陋，含蓄蕴藉的程度较浅，那就好比只有一勺水，绝对没有办法灌注得透彻，滋润得丰美。想要成材的人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