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师说：“秘书是企业的一面镜子，代表企业的形象特征，作为企业的高级秘书，你的一举一动更应散发形象魅力。即使你不是秘书，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的形象与仪态的设计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长相平庸或是天生出众，仪态的训练都会让你终生受益，当仪态的魅力融入你的生活后，你会活得会更自信，人生之路会走得更好！”
沈如通过对形象魅力学理念的学习，增强了形象意识，明白了努力挖掘自身魅力形象的重要；然后又通过培训师指导下的体态语言的强化训练，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体态语言应用在管理、沟通和自我展示中，从而树立起优秀的高级秘书的形象。
通过一个月的形象、仪态、礼仪训练后，沈如回到公司，大家突然间都觉得她和以前不一样了，甚至沈如自己也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仿佛自信和成熟更多了一些。
人们都觉得沈如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比以前更有美感，浑身散发着一种雍容大方的气质，和从前的那种随意相比，多了一种高贵的感觉。沈如知道，那是因为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加遵守“规矩”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节制。
在日常生活中，常听老人们说“规矩”。这些“规矩”就是在历史的不断演变和进化过程中，一些被人们视为是美的行为的民族习惯和礼节。
人们以这些“规矩”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违背了这些规矩，即给人一种丑陋、庸俗的感觉。
学会运用美的微笑、美的肢体语言、美的眼神、美的表情、美的仪态来展现你的风采，让你美在容颜上，美在言行举止上，进而美在思想上、美在心灵上；让你更有气质、更有修养、更有风度、更有魅力，从而赢得他人的尊重，更赢得你的事业和人生的成功！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对仪态的要求，包括了姿势和风度两方面的“规矩”。姿势是属于身体方面的，而风度则是属于气质方面。讲究仪态的目的，即在于使一个人有令人崇敬的品质。
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字谕纪泽儿：
接尔闰月禀，知澄叔尚在衡州未归，家中五宅平安，至以为慰。
此间连日恶风惊浪。伪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昼夜，经沅叔多方坚守，得以保全。伪侍王初三四亦至，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业经守二十日，或可化险为夷。兹将沅叔初九、十与我二信寄归，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
鲍春霆移扎距宁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虽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凯军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战，或足御之。惟宁国县城于初六日失守，恐贼猛扑徽州、旌德、祁门等城，又恐其由间道径窜江西，殊可深虑。
余近日忧灼，迥异常气象，与八年春间相类。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但愿沅、霆两处幸保无恙，则他处尚可徐徐补救。此信送澄叔一阅，不详。
涤生手示
九月十四日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就一代伟人，很大程度上仰仗的是他对待大局于私利的正确心态上——“盖安危之机，关系太大，不仅为一己之身名计也。”
自私自利是失败的祸根。贪小的人永远都不会有出息，做事业肯定也做不大，因为不会有人愿意同自私自利的人打交道。所以哲学家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肯吃亏。遇到危险时仅顾自身的安危是聪明之举，但这是“小聪明”。不懂得顾全大局，永远不吃亏的人不会受人尊敬和欣赏。
一般的势利小人都见利忘义，完全忽视了别人的感受，这样虽然可能会得到一时的兴旺发达，但绝对不会是一世的。到最后往往会众叛亲离，无依无靠。
在曾国藩看来，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时。”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惟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清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回，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尔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予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回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圣也应作文以探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殓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赛，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自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只有那些心胸宽广、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人，才是伟大的人、才是人们愿意交往的人，才是能成就事业的人。
不要在口舌上伤害人
澄侯四弟左右：
二月初一日唐长山等来，接正月十四日弟发之信，在近日可谓极快者。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极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
弊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此间鲍军正月二十六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全行退出，风波三月，至此悉平矣。余身体平安，无劳系念。
二月初四日
曾国藩认为家境好的富家子弟大多都过于狂傲。就当时来说，曾国藩家也是相当富裕的，因此他怕儿子们沾染上富家子弟的恶习，经常在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让他们在立身的时候远离这些恶习。
事实上，在背地里谈论别人长短的恶习，不仅发生在大人身上，在孩子身上也普遍存在。有时孩子会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也有时会看不起那些家境不好的同学，这些不仅反映了孩子没有很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有时，话多真是引来了灾祸。唐朝的功臣刘文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牢骚话太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则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家人集宴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这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斥责刘文静谋反，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再一想刘文静曾经说过一定要杀死自己这样的话，于是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如果当初我少说几句话，今天决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
老子说过“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孔子还说过“君子当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些话的意思相近，意思就是告诫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少说话，管住自己的舌头。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就是很难做到。很多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信马由缰，一点也不知道小心谨慎，直到招来灾祸时，才知道后悔，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少说话，牢记“言多必失，话多危险大”。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古人云，言多必失。就是说，别有用心的人会根据你说的话刺探你的秘密，或者利用你的话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