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在长沙岳麓书院求学，读书期间有一位室友性情暴躁，由于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便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一言不发，果然照他的话挪了座位。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默默无言，只好低声默读。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纷纷为曾国藩鸣不平，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怨，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不以为然，反而劝息同学，安慰同室，仿佛无事一般。此事可见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涵养和气度就不同于常人了。
曾国藩求才若渴，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接待。但被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一个拜访曾国藩的人，冒充是校官，高谈阔论，不可一世，曾国藩虽礼贤下士，但心中不喜欢这样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曾国藩心中好奇，在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一事时，其人正色大言道：“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办事一向重条理，见此人所讲的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觉心中大喜，立即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听后又惊又喜，将此人待为上宾。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几天后，此人挟千金逃走，兵卒向曾国藩报告请求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许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国藩双手把须，深叹一口气，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部属们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几天以后，曾国藩重提旧话，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让人称奇：“现今捻军正很猖獗，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话听来，让人“喷饭”之余，不由得佩服曾国藩的远见与卓识。
有个叫钱大昕的清代人说过：“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
曾国藩以“宽和大度”名闻天下，历史上还有这样的记载：
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必须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显贵，是阅卷大臣。曾国藩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便索取刘的楷书，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后，与曾国藩负责分击捻军的势力，刘负责合围，刘以草写的文稿呈曾国藩，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刘的想法非常正确，便加以称赞。刘长佑知道这件事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由于李鸿章身居要职，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因此有时李鸿章不免有傲慢无理之处。然而每当有人向他指出过错时，他也能够深深的自责，立即改过不吝。一次一个下官向他行半跪的礼节进见时，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也不答语。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时，李问何事来见，官员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过：“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闻听此言，李鸿章方觉刚才太过傲慢，于是向他举手谢过，表示歉意。
做人应当宽宏大量，不要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或缺点不放，那样，不但证明自己人品的卑劣，而且也体现了自己狭隘的胸襟。能宽容待人，能容许人家犯错误，同样能造福于自己和别人，从而避免祸害。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佛家也说“大度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可见，大度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自信，而且也是对自己缺点的一点正视。
为自己培养高尚的品格
字谕纪泽儿：
廿二三日连寄二信与澄叔，驿递长沙转寄，想俱接到。
季叔赍志长逝，实堪伤恸。沅叔之意，定以季榇葬马公塘，与高轩公合冢。尔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筑坟等事，禀问澄叔，必恭必懿。俟季叔葬事毕后再来皖营可也。
尔现用油纸摹帖否？字乏刚劲之气，是尔生具短处，以后宜从刚字厚字用功。特嘱。
涤生手示
十一月二十四日
曾国藩在指导其子曾纪泽书法之于，旁敲侧击告诉了他做人之根本——“宜从刚字厚字用功”。写字要一笔一画，做人要实实在在；写字要工工整整，做人要堂堂正正。孙中山先生说：“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一定要做大官”。其实不管当官、做事，甚至经商营利、做工赚钱，随便你做什么，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做，不要虚而不实，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敷衍失职；一个浮而不实的人，永远不会受人重视。所以不管做人做事，不要离开四个字“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做人，实实在在的做事，根本才会牢固。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曾经是老一辈做人的准则。但是在现今许多人都背此道而驰：说假话，制假贩假，用假农药和假酒谋私害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尽管社会上盛行尔虞我诈的风气，但是说到底还是忠厚老实的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视说假话为处世之道的“聪明人”，虽然一时能谋到私利，但是最终会因为不诚实而失去别人的信任、甚至伏法，是得不偿失的。
孟子认为，必须存心养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无论寿命长短，只有修身养性才能安身立命，而修身养性就是保存他的善心，培养他自身固有的善性，这样，才能应对命运的种种挑战。
那么，人的善性善心就是天生就有的吗？是的！孟子进一步阐述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人的善性，其实就植根于人心中，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善的，只要保存住这份善心，那么，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就能自然显露出来，表现在一言一行上，一看便知。
人心虽然从本质上讲都是善的，但人的善性往往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变化。“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在这里，孟子强调人内心对善性的体会、领悟在于理性的思考。只有通过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才能把握人心性善的本质，耳目不被那些表面的现象所蒙蔽和诱惑，从而偏离了人心性的本质，出现心理失衡，行为失措，甚至走向反面。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只有通过长期的潜心领悟，才能存心养性，达到加强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理想的道德人格。
不要忘记保持端庄仪态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家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自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尔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手谕九月二十九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曾国藩非常反对举止轻浮、争强好胜，在其家书中不止一次叮嘱曾纪鸿“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告诫曾纪鸿，人活着不一定要做官，要做一个读书明理的君子；而做君子，是全由自己做主的，所以应该举止端庄，不妄说话，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在这里，曾国藩强调的是一个人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大哲学家培根说：“形体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优雅的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如果一个拥有优雅端正的体态，敏捷协调的动作，优美的言语，行之有效而又大方的修饰，甜蜜的微笑和具有本人特色的仪态，即使是容貌平平，也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沈如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毕业后，她又不愿意进中小学去做一名语文教师，因为在实习期间，她觉得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教师。
在熟人的帮助下，沈如凭着自己优秀的中文成绩和甜美的长相，终于在一家大企业谋到了一个秘书的职位。不久后，沈如就对日常工作完全掌握，并且能很出色地完成。她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
一个月后，公司组织高级秘书去广州学习，内容是仪态训练。沈如本来没有这样的资格，是公司特批她去学习的。
沈如一直也没觉得仪态有多么重要，只要自己平时表现得举止大方得体就行了，还需要什么训练呢。不过能得到这样特批的机会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干吗不珍惜呢。多学点东西总不是坏事。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训练，沈如才知道自己原来对仪态的认识太肤浅了，这里面竟然包含了那么多的规矩和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