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愿望，里德太太，你为什么那么恨她？”
“我一直讨厌她母亲，因为她是我丈夫唯一的妹妹，很讨他喜欢。家里因为她嫁人而同她断绝关系，只有他坚决反对这么做。她的死讯传来时，他哭得像个傻瓜。他要把孩子领来，我求他还是送出去。我头一回见了她便讨厌，完全是个哭哭啼啼体弱多病的东西！她只会在摇篮里整夜哭个不停，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放声大哭，而是咿咿呀呀，哼哼唧唧。里德可怜她，亲自喂她，好像自己孩子似地关心她。说实在的，他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纪他还没有那么花心思呢。他要我的孩子跟这个小讨饭的和睦相处，宝贝们受不了，都很讨厌她，里德为此非常生气。他病重时，还经常叫人把她抱到他床边，而且在临终前一小时让我立誓抚养她。我却情愿养育一个从济贫院里出来的小叫化子。可是他软弱，生性软弱。约翰一点也不像他父亲，我为此感到高兴。约翰像我，像我的兄弟们，一个十足的吉卜森家的人。呵，但愿他不要总是写信讨钱来折磨我！我没钱可以给他了，我们穷了。我得打发掉一半的佣人，关掉部分房子，或者租出去。我本来不忍心这么做，可是日子怎么过呢？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付了抵押的利息。约翰赌得厉害，又总是输，可怜的孩子！他陷入了赌窝。约翰名誉扫地，完全堕落了，他的样子很可怕，他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到丢脸。”
她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以为现在还是离开她好。”我对站在另一边床头的贝茜说。
“这样也好。小姐，不过晚上她总是这样爱说话，早上比较镇静。”
我站起身来。“站住！”里德太太叫道。“还有件事我要同你说。他总是威胁我，不断地用他的死或我的死来威胁我。有时我梦见他躺着，喉咙上一个大窟窿，或者鼻青眼肿。我已经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关口，困难重重。该怎么办呢？钱从哪儿来？”
此刻，贝茜正努力劝她服用镇静剂，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里德太太镇静下来了，很快陷入了昏睡状态，随后我便离开了她。
十多天以后我才再次同她交谈。她仍旧昏迷不醒或是恹恹无力，医生禁止一切会使她产生痛苦使她激动的事情。在那些天里，我竭力跟乔治亚娜和伊丽莎相处。说实在她们起初十分冷淡，伊丽莎只会久久地坐着，缝呀，读呀，写呀，对我或是她妹妹一句话也不说。同乔治亚娜也会对着她的金丝雀胡说一通，而不理睬我。但我决不会显出无事可做，或是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样子。我带来了绘画工具，使自己既有事可做，又有了消遣。
我拿了画笔和画纸，远离她们，在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忙碌着画一些幻想中的人头象，表现转眼就即逝万花筒似的想象世界中刹那间出现的景象。例如，两块岩石之间的一片大海，初升的月亮，横穿月亮的一条船，一丛芦苇和四周景象，一个仙女头戴荷花丛中探出头来，一个小精灵坐在一圈山楂花下的篱雀窝里。
首先一天早晨，我开始画一张脸，至于一张什么样的脸，我毫不在意，也不知道。我取了一支黑色软铅笔，把笔尖留得粗粗的，便画了起来。我首先在纸上勾勒出了一个又宽又突的前额和下半个方方正正的脸的轮廓。这个外形使我感到愉快，我赶忙填上了五官，在额头下画两道平直显眼的眉毛，下面自然是线条清晰的鼻子，笔直的鼻梁和大大的鼻孔，随后是看着很灵活很大的嘴巴，再后是坚毅的下巴，中间有一个明显的裂痕。当然还缺黑黑的络腮胡，以及乌黑的头发，一簇簇长在两鬓和波浪似地生在前额。现在要画眼睛了，我把它们留到最后，因为这最需要谨慎从事。我把眼睛画得很大，形状很好，有着长而浅黑的睫毛，大而发亮的眼珠。“好极了！不过不完全如此，”我一边观察效果，一边思忖道：“它们还缺少力量和神采。”我把暗处加深，好让明亮处更加光彩闪烁——巧妙地抹上一笔两笔，便达到了这种效果。这样，在我的眼前就显出了一位朋友的面孔，那几位小姐对我不理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瞧着它，对着逼真的画面微笑，全神贯注，心满意足。
“那是你认识的人的一幅肖像吗？”伊丽莎问，不知何时她已悄悄地走近了我。我回答说，这不过是自己想象的，一面赶忙把它塞到其他画纸底下。当然我说了个谎，其实那是对罗切斯特先生的写实。但那跟她，或是除我之外随便哪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乔治亚娜也溜过来看。她对别的画都很满意，惟独把那一幅说成是“一个丑陋的男人”，她们两个对我的技艺感到吃惊，当我表示要为她们画肖像时，两个人便轮番坐下让我打铅笔草图。随后乔治亚娜拿出了她的画册，我答应画一幅水彩画让她收进去，她听了心情很好并建议一起到庭园里去走走，出去没有两小时，我们便很聊得来了。她向我描述了两个季节之前在伦敦度过的辉煌的冬天——如何受到倾慕——如何引人注意，甚至暗示她还征服了一些贵族。那天下午和晚上，她把这些暗示又加以扩充，转述各类情意绵绵的交谈，描述了不少多愁善感的场面。总之那天她为我临时编造了一部描写时髦生活的小说。谈话一天天继续着，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她自己，她的爱情和苦恼。很奇怪，她一次也没有提到母亲的病和哥哥的死，也没有说起目前家中的黯淡前景。她几乎满脑子都是对昔日欢乐的回忆和对未来享乐的向往，每天在她母亲的病床前只呆上5分钟。
伊丽莎仍旧不大说话。显然她没有工夫说话，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看上去像她那么忙的人，却又很难说她在忙些什么，或者不如说很难发现她忙碌的结果。她用一个闹钟催她早起。我不知道早饭前这段时间她干些什么，但饭后她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几部分，每个小时都有固定的任务。她一天三次研读一本小书，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本祈祷书。一次我问她，书中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她回答说“仪式指示”。三个小时用于缝纫，用金线给一块方形红布缝边，这块布足有地毯那么大。我问起它的用途，她告诉我是盖在一个新教堂祭坛上的罩布，这个教堂新近建于盖茨黑德附近。两个小时用来写日记，两个小时在菜园子里劳动，一个小时用来算账。她几乎不要人陪伴，也不需要同谁交谈。我相信她一定自得其乐，满足于这么规律地行事，而且没有比哪种偶发事件迫使她改变钟表般准确的规律性，更使她恼火的了。
一天晚上，她比往常的话要多些，她告诉我约翰的所作所为和家庭濒临毁灭的威胁是她烦恼的根源。但她说现在已平静下来了，并且下定了决心。她已开始注意保住自己的财产，一旦她母亲去世，她冷静地说，母亲已不可能康复或者拖得太久，她将实现自己酝酿良久的计划，去寻找一个归隐之处，使自己规律的习惯不受干扰，用一个安全的屏障把她和浮华的世界隔开。我问她，乔治亚娜是不是会陪伴她。
当然不会，乔治亚娜和她没有相同之处，从来也没有过。无论如何她不能让她陪伴，让自己受累。乔治亚娜应当走她自己的路，而她伊丽莎也同样如此。
乔治亚娜向我吐露心事的时候多数是躺在沙发上，为呆在家里的无聊而发愁，一再希望吉卜森舅妈会寄来邀请信，请她上城里去。她说要是她能躲一两个月，等一切都过去，那是最好的了。我并没有问她“一切都过去”的含意，但我猜想她指的是意料中母亲的死，以及阴沉的葬礼余波。伊丽莎对妹妹的懒散和怨言不以为意，好像她面前并不曾存在这个唠唠叨叨、无事可做的家伙。可是有一天，当她放好账册，打开绣花活计时，突然责备起她来：
“乔治亚娜，在地球上生活的动物中，没有比你更爱虚荣更荒唐的了。你没有权利出生，因为你浪费了生命。你没有像一个有理智的人该做的那样，为自己生活，安分守己地生活，靠自己的双手生活，而是依赖别人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软弱。要是找不到愿意背这个肥胖、娇弱、自负、无用的包袱的人，你就会大叫，说人家亏待了你，冷落了你，使你痛苦不堪。而且，在你看来，生活该是变化无穷，激动非凡的，要不然世界就像监狱一样。你要人家爱慕你，追求你，恭维你——你必须有音乐、舞会和社交活动——要不然你就无法振作，只能一天天憔悴。难道你就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想一套办法来，不依赖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意志，而只靠你自己？以一天时间为例，你就把它分成几份，每分钟定好任务，全部时间都包括在内，不留一刻钟、10分钟、甚至5分钟的空余时间。做每一件事都应当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这样，一天的日子，你几乎还没有觉察它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你就不用请别人，来帮你消磨片刻空闲。你不必找人作伴和交谈，不必请求别人的同情和忍耐。总之，你该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听从我的劝告吧，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忠告。那样，无论出什么事，你就不需要依赖我，也不需要依赖别人了。要是你置之不理，一意孤行，还是那样想入非非，啰啰索索，懒懒散散，你就得吞下由你愚蠢行为所酿成的苦果，不管怎么糟糕，怎么难受。我要你好好听清楚，尽管我不会再重复我要说的话，但我会坚定不移地去做。一旦母亲去世你的事我就撒手不管了。从她的棺材抬进盖茨黑德教堂墓地那天起，你我就互相告别，就像从来就是陌路人那样。你不要以为我们碰巧有着同一个爹娘，我会让你以丝毫站不住脚的理由拖累我。我可以告诉你——就是除了你我，整个人类毁灭了，唯独有我们两人站在地球上，我也会让你留在旧世界，自己奔往新世界去。”
她闭住嘴不说了。“你还是别浪费心思发表长篇大论了，”乔治亚娜回答说，“谁都知道你是世上最自私、最狠心的家伙，我明白你对我恨之入骨，我有种种证据可以证明。你在有关埃德温·维尔勋爵的事情上，对我耍了花招。你不允许我爬得比你高，获得贵族爵位，被你永远不敢接触的社交圈子所接纳。因此你暗中监视，偷偷告密，永远地毁了我的前程。”乔治亚娜掏出手帕，擤了一小时鼻子，伊丽莎冷冷地坐着，无动于衷，自顾地忙自己的活儿。
确实，宽厚的感情有时不被有些人所重视。而这姐俩儿的两种不同的性格，却因为少了它，刻薄得叫人无法忍受，而另一种枯燥乏味得可鄙。没理智的情感固然淡而无味，但缺乏感情的理智也会苦涩粗糙，叫人无法下咽。
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乔治亚娜刚看了一会儿小说，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伊丽莎已经去新教堂参加万圣节仪式，因为在宗教方面，她很看重形式，而且风雨无阻，按时履行着心中诚挚的义务。不论天好天坏，每个星期上教堂三次，平时有祷告要做，也一样毫不延误。
我起身要上楼去，看看那个生命濒危的女人病情如何。她躺在那里，几乎没有人照料，佣人们的照料不够用心或甚至不怎么照料；雇佣来的护士，也因为没有人看管，想溜就溜。贝茜仍旧忠心耿耿，但有自己的家要照管，因此只能偶尔到府上来。不出所料，我发觉病室里没人，护士不在。病人静静地躺着，似乎在昏睡，铅灰色的脸陷进了枕中，炉中的火将灭未灭。我添了木料，重新扯平了床单，眼睛盯了她一会儿。这时，她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瞪我了。随后我走到窗前。
大雨敲窗，狂风呼啸。“那个躺在那儿的人，”我以为，“即将离开人世间风风雨雨的战场。此刻，灵魂正挣扎着要脱离物质的躯壳，一旦解脱，将会到哪里去呢？”
在思考这个伟大的秘密时，我以为起了海伦，回忆起她临终时所说的话，她的信仰，她的关于灵魂平等的信仰。好像仍然在倾听着记忆中她仍然鲜活的声音——仍然描摹着她苍白而脱俗的容貌，消瘦的脸庞和崇高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