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莫申科坐立不安了，微微泛黄的面孔涨得通红。“你这消息通！”他只好表示佩服。说着，看了一眼双眉紧锁的伊格纳季耶娃，又急忙闭上了嘴。“这个鬼木匠！他自己有一套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看革委会主任，心里默默地想。
“我是从谢廖扎·布鲁兹扎克那儿知道的，”多林尼克继续说，“他从前有个朋友，而且在餐馆当过伙计，这个秘密伙计听厨师们说的，以前餐馆里所用的东西全部由索恩提供，数量不限。昨天谢廖扎又得到更加确定的消息，的确有个地窖。但现在只是不大明白在哪儿。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弟兄，还有谢廖扎，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地窖。如果事情办好了，我们就有东西分给工人，供应部队了。”
半个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来到了旅馆老板家中，而且还事先留了两人待在门口。
老板长得简直就是一只大酒桶，是个又矮又粗的胖子，满脸短而又硬的胡子。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假腿，满脸是讨好的笑容，低头哈腰地问：
“什么事啊，同志们？大家到这有事吗？”索恩的几个女儿就在他后面。他们披着睡衣，由于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的强光而半闭着眼。在隔壁房间里，粗壮的老板娘正不耐烦哆嗦着穿衣服。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搜查。”
他们仔细地审看了每一块地板，认真地查看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储藏室，厨房，面积很大的酒窖，但那秘密地窖却像消失了似的，找不到。
酒馆女佣人居住于厨房隔壁小房间。这时，她睡得还特别香甜，没有听见有人来。谢廖扎轻轻把她叫醒。
“你一定是这家的佣人了？”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她将被子拉到肩头，用一只手挡住电筒刺目的光。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地说：“是啊。那你是什么人？”谢廖扎说明了他的用意之后走出去了，让她把衣服穿好。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审问着老板。老板气得喘气，唾液星四溅：
“你们到底想怎样？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别白费力气了。告诉你们，这是胡说的。我以前是开过旅馆，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彼得留拉那帮家伙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还差点儿把我打死。我非常欢迎苏维埃政权。你们也知道了，这就是我所有的财产。”他不时地张开那又短又肥的胳膊，涨得红红的眼睛不住地从季莫申科的脸上悄悄扫向谢廖扎，又从谢廖扎身上移开，瞅着某个墙角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急得一时也不知怎么办：
“那您是无论如何也不讲了？给您最后一次机会，快说出地窖到底在什么地方。”
“啊呀，军人同志，您这就不对了，”老板娘说话了，“我们自己都吃不饱！我们的东西都被抢光啦。”她想装哭，可是一滴眼泪也下不来。“饿肚子？！那又哪有钱顾仆人呢。”谢廖扎说。“啊呀！那是什么仆人呀！这个穷姑娘是我们收留的，她无依无靠。让赫里斯京娜自己说吧。”“好吧，”季莫申科实在忍不住了，他大声喊道：“再搜！”
天快亮了，但大搜查还在继续着。13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线索，这使季莫申科十分恼怒。他本来想早点停止搜查。这时，正要走开的谢廖扎听见女佣在她的小房间里小声地暗示道：
“我想一定在厨房里，在壁炉的里面。”
10分钟以后，地窖的铁门终于在被拆开的壁炉后面露了出来。
一个小时以后，盛满货物的大卡车从老板家开走了。顶着毒辣的烈日，中午，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斜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当阿尔青讲明了保尔的情况，她听的时候，泪水禁不住地流淌。艰苦的日子太难熬了。由于无法独立生活下去，她就去给红军洗衣服，这样，战士们为她争取到一份口粮。
但有一天黄昏，阿尔青快步走过窗户，推开房门，还没进屋就叫了起来：
“保尔来信了！”保尔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阿尔青哥哥：
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很好，还活着，只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但就要痊愈了。大夫说没有伤着骨头。不用担忧，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大概将会有假期，出了院我就回来。我并没有去我妈妈那里，结果现在成了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我相信你肯定知道英勇得出了名的科托夫斯基。像他这样的人，我还没能见到。我特别钦佩这位司令员。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她在家，请向她转达小儿子最诚挚、最深的挂念，并请她老人家多保重，我总是叫她担心。
你的弟弟
“阿尔青，到林务官家中走一趟，将我的情况告诉她。”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看了那个伤心，这个粗心儿子怎么就没留下医院的地址呀！
谢廖扎经常去车站上那列写着“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的蓝色客车车厢里去，丽达和梅德韦杰娃正好是在这节车厢里的一个小包厢内上班。梅德韦杰娃叼着一支香烟，脸上总显出狡黠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扎浑然不觉，就情不自禁与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带走的不单单只是那一卷卷宣传品和报纸，同时还有那一种难以言传的、由于短暂的会见产生的内心激动不已的情感。
每天工人和红军战士都拥挤在露天剧场。铁轨上停着贴满彩色张贴画的12军宣传列车。宣传车上那个沸腾，昼夜忙个不停：这儿设有印刷厂，排印各种报纸、传单和布告。再向前就是前线。一天晚上谢廖扎出其不意地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找到了丽达。
天很晚了，谢廖扎送她到他们的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不知为何，他自己也感到出人意料地问道：
“丽达同志，不知为何我总是特别想见到你？”接着，他又补充说：“而且每次看到你后，心里就特别地兴奋，全身充满了力量，工作起来也更有劲了。”
丽达猛然间止住了脚步。“请你记住了，布鲁兹扎克同志，现在我们约法三章，请你以后绝对不可再这么说了，我不喜欢这样。”谢廖扎像受到申斥的中学生一样，羞得脸红了。“只因你是我的好朋友才说这番话的，”他回答说，“为何你却这么对……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言论吗？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以后我永远不会再提这件事了。”他急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以后的几天谢廖扎没有去车站。当伊格纳季耶娃喊他时，他就以工作繁忙为借口，加以推托。不过，他也确实很忙。
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在回家的路上被枪击，这条街上的居民大部分是糖厂的波兰高级职员。事情发生之后，搜查开始了，查出了毕苏斯基分子的组织“射手”的武器和文件。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扎喊到了一边，对他和气地说：
“怎么，你的小市民的自尊又受到伤害了吗？私事和公事要分开而论？同志，这种情况不可再发生的。”
从这以后，谢廖扎又像往常一样，又往绿色车厢那儿去了。
一次，县里召开代表大会，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两天。第二天，谢廖扎和代表们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消灭扎鲁德内部残留下的彼得留拉匪徒，整整奔波了一天一夜。回来之后，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他又见到了丽达。谢廖扎护送她回车站去，告别时，他牢牢握住她的手。
丽达有点不高兴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为这，谢廖扎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宣传处的车厢，在不能不与丽达见面时也总借口回避。丽达要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他用力把手一挥，粗声粗气地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你又会给人说我是什么小市民啦，背叛无产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列车驶进车站，三个黑人军官来到革委会办公室。腰间捆扎着模压皮带的瘦高个儿以坚硬、强迫的口吻对多林尼克说：
“闲话少说，弄100车草料给我。马要死了。真是再也无力同白匪打仗了。你要是不给，我会把你们全杀了。”
多林尼克气得直拍手，说：“同志，只有这么点时间叫我从哪个地方去给你找100车草料呢？这得上村子里去找去弄。两天时间都有点来不及。”
高个子眼睛显出杀机：“你给我听好了，到了晚上，弄不来干草，统统要你们的命。你这是反革命做法。”他说着，砰地一声狠狠拍了下桌子。
多林尼克也十分生气：“你少来这穷叫，我又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明白地告诉你，在天亮之前不会有什么你要的干草，你听到了吗？”
“晚上我就得要。”高加索人丢下这句话，不管不顾地走了。
谢廖扎和两个红军战士被派去收集一些干草。谁也没想到，在村子里突然遭到富农匪帮的攻击。红军战士被富农分子取去了全副武装，而且还被打个半死。由于谢廖扎年纪还很小，富农分子就没下狠手，因此他的伤势就是最轻的了。后来，他们被贫农委员会的成员护送回了城里。
就在这晚，一队高加索士兵来了，由于没按时收到干草，就包围了革命委员会，捉住了所有的人，其中还有一名清洁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这群人带到波多尔火车站，一路上还不时地抽他们几马鞭，最后把他们关进一节货车车厢。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还居住了一队高加索红旗师的巡逻队。如果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尔同志及时出现干预，革委会可就遭殃了。克罗赫马尔提出最后的条件，他们才被放出来。
村里又派了另一支队伍。第二天，征集干草的任务最终结束了。
谢廖扎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休息、养伤。丽达来看他了。这天晚上，谢廖扎第一次体味出她的握手是那么热情，那么温柔。但他却一次也不敢和她握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