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寒冬。1月份，严寒笼罩着大地，到处是冰山雪海。
西南铁路线被大雪封堵了。人们同这残酷无情的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除雪机的铁犁头钻进像小山似的雪堆里，为火车开道。暴风雪也破坏了电报线，只有印欧线和另两条线可以用。
在舍佩托夫卡第一火车站的报务室里，三台“莫尔斯”电报机不停地工作着，只有工作人员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
三个报务员超工作量的忙碌着。老报务员不用像她们那样，仔细去读那些纸条，拼那些难懂的字母和句子。他仔细听着电报机的哒哒声就能译出电文，按顺序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了三遍同文发往各站的电文。
报务员认为这个电文大不了还是与风雪斗争之类的话题，也就没太在意。窗外狂风暴雪，寒气满天。他转过头去，不禁欣赏起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了。霜花像一部完美的版画作品似的。
他只顾观赏美景，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当他转回身来，慌忙拿起纸条译着漏掉的那段电文：
“1月21日晚6时50分……”报务员慌忙记了下来，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听：
“在高尔克村逝世……”他不慌不忙地写了下来。一生中无数人的悲欢离和都是经他译出，他总是最先获悉别人的喜与悲。他不想那些露掉的话，只是聚精会神，边听边作着记录，根本不考虑别的。
现在是有人死了，只要通知其亲属就行了。报务员想不起这封电文的开头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收报机继续哒哒地响着，老报务员认真地把它翻译过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全身忽然感觉很不舒服。某个地方有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去世，今天他要传讯给某个人这个悲痛的消息，他会悲痛万分。然而，报务员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收报机不停地响着：几个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个点，又是一划。他从那些熟悉的哒哒声中已经清楚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了，所以把它写在电报纸上。第二个字母“E”，然后，他细心地写了个“H”，又把“H”这个字母中间的一小横描了两次。“H”后面添了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也是“H”。收报机又打了一个停顿号。报务员只用短时间看了一下他刚写下的那个词——“列宁”。收报机还在哒哒地响着，可是，老报务员又想起了他刚才看到的那个深知的姓名。他又看了一遍最后这个词：“列宁”。怎么？是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点，把电报的全文看了一遍。老报务员已干了32年的报务员了，他这是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
他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没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惊呆了，又凝神看了一遍纸条。两米长的小纸条证实了这个他无法接受的事实。他脸色苍白，对着另外两个女报务员惊慌地叫道：
“列宁去世了！”伟人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飓风般迅速地闯进车站，冲到暴风雪中，在铁道线、道岔口盘旋，接着钻进了一扇半开的铁门。
抢修队在沟里修一辆机车。波利托夫斯基老头亲自下到工地，钻到他那辆机车下面，指出毛病的所在。扎哈尔·布鲁兹扎克同阿尔青正把弯曲的炉条锤直。布鲁兹扎克钳住炉条放在砧子上，阿尔青一锤一锤地敲打。这些年来，布鲁兹扎克老了，他皱纹深陷，两鬓花白，弯腰背驼，那双忧郁的眼睛深陷了下去。
突然半开的门里闪进一个人。然而，天色昏黑，大家都看不清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压过了来人的第一声呼喊。他跑到工人们面前说。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铁锤轻轻地从阿尔青肩上滑下，他慢慢地把铁锤放在水泥地上。“你说什么？”阿尔青紧紧抓住来人的外衣——这太难以置信了！来人浑身是雪，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伤心地说：“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这次他大声说，但阿尔青已经听明白了这个坏消息。
他认真地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是党委书记。人们从默默地听着这个伟大领袖逝世的消息。大门旁一辆机车叫了起来，大家不禁抖了一下。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跟着吼叫了起来，然后又是第三台……在这些机车强劲有力、但又充满了不安的呼唤声中再混杂着发电厂又响又尖的汽笛声，好像榴霰弹在飞啸。一辆去基辅的客车也拉响了他的钟声。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快车上，波兰司机知道了这些事情的原因后也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特殊的汽笛声倒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火车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做这件事，这辆机车再也不会由他来开了。然而，他的手仍紧紧拉住小铁链。机车的声响吓的波兰信使和外交人员坐立不安。工人们从各个门口进了机车库。当这座巨大的建筑物被挤得水泄不通时，在伤心的氛围下，有人说话了。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舍佩托夫卡专区党委书记在讲话：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去世了。我们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位建立了党并领导我们作战的伟人去世了。领袖的去逝，召唤了更多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子弟加入到队伍中来……”
哀乐声中，数百人脱帽默哀。15年没掉过泪的阿尔青也抽泣起来。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墙都快被人压塌了。外面天寒地冻，枞树盖着门口，上面还结着细长的冰柱。可是，大厅里闷热无比，600人在这里开追悼大会。大厅里不再那么喧闹，沉重的打击使大家的嗓音喑哑，大家低声说话。几百双眼晴里都流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就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船员一样。
各党委委员在主席台落座。矮胖的西罗坚科轻轻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把它放在桌上了。这时，大厅里压抑的气氛很浓。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讲话。尽管在通常的追悼会上不会有这样的议程，但谁也不吃惊。他说：
“有一些工人请求大会审议他们写的入党申请，有37人在申请书上签名。”接着，他就大声宣读了申请书：“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体同志：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党的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的会议上考查并允许我们入党。”
两行签名缀在后面。西罗坚科开始念名单，每念一个都停顿一会，让参加大会的人都有个印象。
“波利托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西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工龄36年。”
迎来了大家的认可。“柯察金，阿尔青·安德烈耶维奇，钳工，工龄17年。布鲁兹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21年。”
台上仍在不停地念着，会场有人说话了。他们都是工人之中的精英。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上台时，全场寂静。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自己的伤心往事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没什么好说的，所有人都知道过去工人过的日子。一辈子受苦，到老了，还是穷困，死了了事。唉，说实在的，开始闹革命那时，我觉得自己太大了，又成了家，不大在意入党这件事。尽管，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但也很少闹革命。1905年我在华沙车辆厂当职工，曾经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们做过事。那时我还年轻，很有朝气。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伊里奇死了，我悲痛万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领袖。我再也不能说我岁数大这类的话了！……让懂得的人来讲吧，我不会说话。我只想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
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灰白眉毛下面的那双眼睛坚定地，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着审判似的。
大家一致同意白发老人入党。党委会请非党群众阐明观点，他们也通过了。离开讲台时，波利托夫斯基已经光荣入党。
与会众人都知道惊人的事情正在进行着。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现在是阿尔青站在了那里。这个钳工有些不知所措，总是摆弄那顶有耳罩的帽子。他那件破旧的羊皮短外套敞开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扣得整整齐齐，显得非常整洁，好像在过节一般。阿尔青转过脸，猛然间看到一个熟悉的妇女的面容，这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她坐在缝纫厂来的工人中间。她朝他笑笑，表情上带着鼓励和特别的感情。
“阿尔青，谈谈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对他说。阿尔青不怎么适应大会这种场合。他只感到，无法将他所有事统统讲述出来，很难搭配词句，心情又特别激动，更不会说话了。他从来也没有领会过这种滋味。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巨大的转折出现在他的面前。以往的生活不堪回首，现在他的生活很有意义。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4个。”阿尔青开始说。
会场上600多人倾听着这位技工师傅讲话。他身材高大，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浓眉下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
“我的母亲曾经给富人家当女佣，对父亲的印象就不怎么深了，他和母亲关系很不好，经常喝醉，妈妈养活我们几个真的很难。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有4卢布的收入。她为了这几个钱，努力工作。我算走运，在小学念了一段时间，学会了识字。当9岁那年，家里实在困难，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不给工资，干了三年，就只管饭……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尔斯特尔。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太小，但我身体好，母亲又把我的年龄多说了两岁，他这才收下我。我在这个德国人那里干了3年，他什么手艺也不传授给我，只吩咐我给他们干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多……又派我去拉煤，又让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奴隶，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没理由地就用脚踢我，常常打我，他们坏透了。老板娘只要有一点儿不顺心，她就打我。由于他的丈夫常常喝醉，并且还经常打她，因此她恨所有人。有时我就从她那里跑到街上，但又能去哪里呢？对谁说自己的苦难呢？母亲远在40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住在她那里……厂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弟弟，这个混蛋总欺侮我。有一次，他指着墙角放熔铁炉的地方说：‘拿那个铁垫圈给我。’我就走过去，伸手就拿，哪想到这个垫圈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表面看上去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非常痛苦，他却高兴万分。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母亲那边。然而母亲养不起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里，她也很难过。到了第三年，他们才传授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打我。我又逃走了，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了我，我在那里干杂活，很长一段时间，过着猪狗似的生活。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输掉了全部财产，差了我们4个月的工钱，就逃跑了。这样我才脱离了苦海。我坐上火车，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那里一个铁路工人待我不错，他很可怜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活，就让我代替他的外甥，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体格好，他就说我17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帮手。后来我又来这里干活，到现在已是第9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我在这里的情况大伙都知道了。”
阿尔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他来说也是最沉重的事情，应当讲一下，不能让别人问自己再说。然后，他紧锁眉头，接着：“任何人都或许问，为什么刚开始革命的时候我没入党？对这个我能怎么说呢？从前我很糊涂。早在1918年，举行罢工反对德国人时，我就应该参加革命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们说过很多次。到1920年，我才入伍。后来战争胜利了，我们把敌人赶进了黑海，又回到了家乡。接着结婚生子……便开始养家糊口。然而，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去世了，党发出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明白了我生活中缺少的东西。只是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在一个大家庭里，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一样牢固。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这个是为我们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党？”
阿尔青讲完了自己的心里话，并为刚才那种不同平常的措词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好像卸下背上的包袱，他站直了身子，等待大家的提问。
“还有人有问题吗？”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静说。座位上的人有些活动了，然而大厅里没有人立刻答话。一个刚下了机车浑身还脏兮兮的司炉工，干脆地喊道：
“没什么可问的？我们都了解他？让他通过吧！”短壮的锻工吉利亚卡，由于闷热和紧张，脸上通红，他用因伤风变得嘶哑的声音说：“像他这样的人绝没问题，他会成为一个坚强不息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在后排共青团员集中坐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由于很暗，因此看不清是谁在讲话。他问道：“让柯察金同志谈谈耕田的事，农业劳动能否使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淡忘了呢？”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轻的不大赞成的议论声。有人不赞成说：
“坦率一点……”阿尔青则回答说：
“没什么，同志。这个年轻人说得对，我在种地，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一个工人的品德。将来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我要以工厂为家，否则这块田会压抑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