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尔青紧锁双眉阅读兄弟来信的同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向他，问道：“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亚吗？今天你在什么地方住？”
保尔回答说：“罗德金娜同志立刻就要来了，今天一天我就在她那里，明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与多拉相识，由于她经常来探望保尔。“保尔同志，您还记得吗，我们说过您临行前跟我父亲见见面的事吗？我把您的身体状况详细告诉了我父亲，今天晚上，我的意思是让他替你检查一下身体。”
保尔马上同意了。当天晚间，保尔由巴扎诺娃领到她父亲的办公室里。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检查了保尔的X 光片和分析报告。巴扎诺娃听了她父亲用拉丁语说的很长的话后，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这引起保尔的注意。保尔盯着教授的秃脑袋，想透过他的眼睛看出一点事情来，结果令他很失望。
保尔披上了衣服，巴扎诺夫礼貌地告辞走了。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叮咛女儿告诉保尔诊断结果。
保尔坐在设置得很雅观的巴扎诺娃的房间里等他谈话。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她很为难。父亲对她说，保尔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漫延，医学上现在还无法治疗。教授认为不应该再进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正面临着瘫痪的悲痛，而我们却束手无策。”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她不能把所有情况和盘托出，只向他说了一部分实情，并且琢磨了半天说：“柯察金同志，我认为，叶夫帕托里亚的医疗法会对您的身体很好，秋天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工作了。”
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了保尔的眼睛是很有洞察力的。
“从您的话里，更准确地说，从您没说出来的话里，我已经清楚我的病情很厉害。您忘记了吗？我曾经请求过您对我永远要说老实话，不需要遮掩什么。我决不会倒下去的。然而，我想知道，我身体将来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和他调侃了几句将事情搪塞过去了。那天晚上，保尔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他们分别的时候，巴扎诺娃轻轻地说：“柯察金同志，请记住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可能会有各种的情况发生，假如将来你需要我的帮助，那么就写信给我，我会竭尽所能。”
她望着窗外的保尔，艰难地拄着拐杖，从大门口蹒跚地走上一辆四轮马车。
又来到叶夫帕托里亚，天气依然很热，那里有戴着绣金圆帽、晒得黑黑的喜欢大吵大闹的人群。汽车在不长一段时间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两层的“迈纳克”疗养院去了。
值班医生把他们分别带入各自的房间。“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里的？”他站在n 号房间门口，很有礼貌地寻问保尔。“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那您就同埃布纳同志住一个房间吧。他是德国人，想和俄罗斯人作伴。”医生简单介绍了一下，就过去敲门了。
房里的人用生硬的俄语说：“请进。”保尔走进屋，放下箱子，转身看到一个英俊的德国男子。德国人冲着他友好地笑笑。
“Gutten Morgen，Genose，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伸出了自己的细长而苍白的手。
过了一会，保尔已经和他坐在一起了，两人用统一的“国际”语言起劲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说话，词语只是个辅助角色，难理解的地方都靠猜测、手势、脸部表情——总之借助不是文字的世界语的一切交际手段来处理。通过交谈，保尔知道埃布纳是一名德国工人。
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布纳股骨上挨了一枪，如今旧伤复发，又卧床不起。尽管伤痛很重，但他精神状态特好。保尔对他马上产生了敬意。
埃布纳是保尔最好的病友，他不会一天到晚述说自己的病情。相反，你和他在一起会忘记自己的病痛。
“遗憾的是我不懂德文。”他想。在花园的角落里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两把手推轮椅。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完毕，全天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因此他们五个人就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称号了。
埃布纳和保尔各躺在一把轮椅里，医生不允许他下地行走，另外三个人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体质健壮的爱沙尼亚人魏曼；有着褐色的眼睛，看起来特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林以及上了年纪、身高体胖的西伯利亚人列杰涅夫。确实，这里共有五个民族：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德国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玛尔塔和魏曼懂德语，然后埃布纳就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布纳由于住在同一间病房而成了朋友。玛尔塔和魏曼与埃布纳由于语言相通亲近起来，而象棋使列杰涅夫和保尔成为好朋友。
保尔在列杰涅夫未来之前是医院里的象棋冠军。他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击败了魏曼。魏曼输了，这个平时不紧不慢的爱沙尼亚人为此一直对保尔不服气。不久，一个高个子老头来到疗养院，虽然已年纪很大，看起来却仍很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棋。保尔没有想到他的对手很强大。他沉稳地开棋，以后亦弃子求势，列杰涅夫推进他的中卒进行回击。保尔是冠军，因此一定要接受新来棋手的挑战，这时，有很多人围观，斗到第九步时，保尔就看到了烈杰涅夫那些慢慢推进的小卒已将他逼住。这时他才知道，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后悔自己粗心。
双方撕杀了近三个小时，尽管保尔用尽全力，结果还是以败北告终。他比任何一个观棋的人更早地看到了自己肯定要失败。列杰涅夫看看自己的棋友，宽厚而慈祥地笑了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这一局是必然要失败的。爱沙尼亚人一直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声称希望保尔输，可他却什么也不懂。
“我从来不轻易认输的。”保尔说，列杰涅夫赞同地点点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保尔讲的是什么。
保尔跟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这三天里共下10局，战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魏曼兴奋地说：“太好了，谢谢你，列杰涅夫同志！这次你可是为我出了一口气！活该！他打败了我们这些老棋友，这回败在一个老头手里。哈，哈，哈！……”他又对着保尔讪笑着说：“怎么样？输棋的滋味好不好？”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尽管失去了棋坛上的荣誉，可是却和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成了朋友，列杰涅夫后来成为他最热爱、最敬重的人。保尔这次输棋的原因就是只懂象棋的一些粗浅的知识，这样当然要败给精通棋艺的高手。
保尔的出生年份恰好和烈杰涅夫入党的年份相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人物——布尔什维克老战士与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代表。一个有着特别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从事过地下工作，曾进过沙皇的监狱，然后从事国家的领导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热情和仅仅8年的斗争经历，然而，他的成绩胜过常人一辈子的作为。并且他们身体都不好，却都有火热的心。
一到晚上，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政治新闻的发源地。晚上，11号房间里特别热闹。魏曼时常想要讲点黄色笑话，他爱谈这些事，可是这马上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两人的抵制。玛尔塔会很尖刻而又巧妙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他还说，保尔就出面了。
“魏曼，你还是先问一下我们为好，或许你的那些‘幽默’很无聊……”
“我弄不懂，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保尔插了一句说。
魏曼嘟起他的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讥讽的目光看着大家，说：“应该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里建设一个道德督察处，而且推荐柯察金担任督察长。我理解玛尔塔的心情，女同志嘛，肯定会反对的。然而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一尘不染的小男孩，如同个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可不喜欢以下犯上！……”经过这场道德伦理的论战，黄色笑话的问题就被拿出来讨论了。“我同意保尔的看法，讲这些下流的东西是不道德的行为。”埃布纳用生硬的俄语回答说。魏曼只得退让，虽然他用玩笑敷衍搪塞，可再也不说这些了。
刚开始保尔认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看上去她顶多19岁。有一天，两人聊天时，保尔才清楚，她已经31岁，1917年就入党了，并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精英。听到之后他大吃一惊。1918年白党分子曾判处玛尔塔死刑，可是后来苏维埃政府想办法把她和其他一些同志赎了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修大学课程，现在快毕业了。保尔没有注意他们怎么接近起来的，可这个拉脱维亚女子成了他们“五人团”不可分开的一分子。
老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经常和她开玩笑说：“玛尔塔，你那让人担心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呢？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每天早晨，一只大公鸡总是叫在起床铃之前。这是埃布纳在学鸡叫，学得特像。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费尽心思想把这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公鸡找出来，可是总找不着。埃布纳感到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