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过去了。国家已经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就快迈进现实生活，由理想变为人类的智慧和双手营建的巨大成果的现实。这座规模壮大、宏伟壮丽的大厦正在奠定它那钢筋混凝土的基石。
“钢、铁、煤”这三个有骨架的词越来越频繁出现在这个正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要么我们追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消灭与他们之间的差距，用最短的时间创造起自己的巨大的工业，让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靠资本主义世界；否则我们就被压死，为了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造社会主义，就是要保护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妄想的。”这是领袖的讲话，党的号召。所以，全国各地掀起了为钢铁而战的热浪，大家又兴奋又激动，工作热情如火如荼，是过去所没有的。“速度”一词也成了促使人们加快行动的强有力的号召。
遥远的过去，威振八方的扎波罗热营地驻扎在霍尔季察岛附近，一支哥萨克军的独立分队曾在这里奋力拼搏，直杀得波兰贵族和当时还很强大的土耳其入侵者闻声吓得四处逃窜。现在这里安营居住的是另一支军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要拦腰截住古老的第聂伯河，驱使它那桀骜不驯的水力去转动钢铁建造的涡轮机，迫使这条同生活一样长的河流为社会主义所用。人向大自然展开了斗争，在险恶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用钢筋水泥抑制了它的力量。
在向河流作战的3万大军中，有一名过去曾经是基辅码头工人的指挥员，他就是今天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这支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攻，从战斗一开始起，两岸之间就沸沸扬扬地开展社会主义比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事物。
潘克拉托夫敏捷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他时而在混凝土搅拌机旁同弟兄们开几句玩笑，时而消失在土沟里，时而又猛然出现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
清晨，他那驼背拱肩的身影就出现在“困难”的工段，直到半夜，他才倒在行军床上睡去。
有一次，他看着晨雾笼罩的河面，看着河岸上举目所及之处堆得满满的建筑材料，不由地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现在想一想，那时的大工程只算件小事了。
“看，我们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多么伟大啊，伊格纳特老弟！我们克制住了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老爷子们再也不用遭这急流险滩的苦啦。给你100万千瓦电，没问题！我们的生活从这里才真正开了头，伊格纳特！”
他好像猛地喝了杯烈性酒似的，一股暖流直达心窝，“博亚尔卡那帮弟兄们在什么地方？要是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到这里来，那多好啊！那我们一定给左岸的人一点厉害瞧瞧啦！”想起博亚尔卡，又让他记起朋友来。
那些跟他一起在寒风暴雨里大战博亚尔卡的人，同时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现在在全国各地工作，从热气沸腾的新建工地到辽阔的祖国的偏远山区，都在重建国家。他们那批最早的共青团员约有15000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碰到了，真像亲兄弟般亲热个没完没了。如今，他们那小小的共青团组织已发展壮大，同队伍一般壮大。过去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现在整整可以编成一个营了。
“小鬼们啊，跟我们真是太一样了！不久前还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呢。我们已经上了前线，他们或许还让妈妈用衣服擦鼻子呢，可是一眨眼，他们都长大了，而且还想在工地上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个想法不太好听，咱们走着瞧！”潘克拉托夫深深吸了一口河边的新鲜空气，感到十分舒畅，同时，他的心头有一种满足感，由于今天晚上他要把由20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托卡列夫担任支部书记的左岸第七工段甩到自己的后面。
他弟弟很少给阿尔青来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灰色信封和他所深知的有棱角的字体时就英名的兴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读信。现在，他一边撕开信封，一边深情地想道：“呵，保夫鲁沙，保夫鲁沙！要是我跟你住在一个地方，那就好了。你可以帮我拿拿主意，我会受益良多的。”
保尔在信上写道：
阿尔青：
我想告诉你我的经历。我想，只有你才能读到我写的这种信的。你了解我，你懂我的心思。生活仍然给我出了很大的难题，我仍然在为健康而斗争。
灾难一个个到来。一次打击之后，刚要爬起来，另一个更厉害的灾难又落到我头上。最可怕的是我无法抗争，左臂已不听使唤，这本来够悲惨的了，可接着我的两条腿也废了。本来我就只能勉强在屋里走动，现在连下床走到桌子旁边都困难，要知道还不只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大海只定格在窗子里。当一个人的肉体违背了他，不再听他的命令，但他那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却仍然渴望劳动，渴望与你们一起，加入正在艰苦作战的大军，走上展开滚滚铁流般巨大攻势的战场，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悲剧发生吗？
不过，我依然相信，我能回来，在战斗的队伍里还会出现我的刺刀。我坚信这点。10年来，党团组织让我学会了反抗的本领，我们的伟人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破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同样适用。
阿尔青，你一定说我信里有好多像熔化了的金属般狂热的话。然而，你要明白，我们的生命之火并不是用蛤蟆的冷血点燃的。我想让你同我一样确信保夫卡还会回到你们当中的，哥哥，我们还要在一块工作。这是不能实现的。否则，当可恶的旧世界业已在我们的马蹄下用尽最后的力量呻吟，国内战争的烈火凭什么还让我们热血滚滚呢？如果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有些残忍无比，我们就交枪屈服，承认自己失败，那么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又在什么地方呢？
阿尔青，当朋友们听到我说的话，我知道他们当中也有人流露出惊讶的神情。谁知道呢，或许有人认为我只做幻想，不能面对现实。他们不了解我的期望。
现在再简单说一说其他事。现在的认识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定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读书。阿尔青，我读了好多好多书，收获很大，我读国内作品，也读国外的。
现在我就是用知识武装自己。除了书，没有别的了。阿尔青，我已读了很多书。我读完了重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习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并且通过了考试。晚上和党内青年小组共同学习。我通过这些同志同党组织保持一致。另外，还有达尤莎的成长与前进，当然，还有我这个好妻子对我的爱和亲切的照顾。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甜美。我们的经济收入也不多，完全靠我的32个卢布的抚恤金和达雅发的工资过活。她正顺着我走过的道路在争取入党，她曾经当女佣，现在在食堂里做洗碗女工（这个小城市里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了她刚刚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拿给我看。对她来说，这张硬纸片意义不止于此。我注意留意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进步，我全力来帮助她。会有一天，她会被一个大工厂，一个工人集体接受，并在那里会变得逐渐成熟起来。现在，我们住在这里，她也就只能走这唯一的路。
达雅的母亲曾来过这里两次。她不自觉地总想让她回到那个狭窄孤独的小圈子里去，仍是过那种平平淡淡生活。我极力想做好母亲的工作，向她说出你生活的阴影不能强加在女儿的身上，结果是没用的。我认为，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女儿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她抗争是难免的。握你的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建造在悬崖上平场的一个三层楼。周围全是绿树，与山下相通便是一条曲折小路。房间的窗户都开着，阵阵轻风，带来了山下硫磺矿泉的气息。保尔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明天有新的病人来，那时他又有人陪了。脚步声从窗外传来，有几个人在议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保尔非常熟悉。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深沉的男低音呢？他努力回想着，忽然想起那在记忆中藏得很深可却没有忘记的名字：“列杰涅夫，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就是他。”保尔确信是他之后，就喊起了他的名字。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坐在他的床头，同他高兴地谈话了。
“怎么，你没死？有什么令我愉快的事快说给我听听？呵，你怎么，当真成了病人了吗？我可不赞成。你要学习我的作法呀！医生早就预言我该退休了，可我好像故意同他们为难似的，还在继续工作。”说着，列杰涅夫宽厚地笑了。
保尔在他的笑声里体味出了那关怀和悲哀。他们愉快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说了很多发生在莫斯科的新闻。保尔从他那里首次了解到党内一些重要的决议：农业的集体化、农村的改造等等。他津津有味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认为你在家乡的什么地方工作，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不过，没问题，我原先的情况比你还糟，已经不能动了。可现在，你看，状态多好。现在，你要知道，决不能没精神地过日子。这样不可以！我曾经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该坐下来休息了？毕竟已经老了，再一天工作10至12小时，有时真觉得很累。可是，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甚至立即就要卸掉部分担子，可结果都是一样：你想卸些担子，办移交就得用好长时间，晚上在12点之前都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轮子转得也越快。如今前进速度越来越快，老年人也只好像年轻人一样生活。”
列杰涅夫用手摸了摸他那大脑门，像父亲一样和蔼地说：“行了，现在把你的事告诉我吧！”
列杰涅夫带着赞许的神情听保尔谈论自己的生活。几个病人围坐在树荫下的凉台上。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紧锁双眉看《真理报》。他穿了件黑色的竖领衬衫，戴了顶陈旧的便帽，瘦削的脸庞，晒得很黑，胡子很长，一双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从这些能看出他的职业——矿工。12年前，他被调到边区从事领导工作，放下了铁镐，可是他的样子就像是刚从矿井里出来一样。从他的言谈举止和所说的话里就能看出他是个矿工。
切尔诺科佐夫是担任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的角色。他腿上长了坏疽，这使他的体力持续下降。切尔诺科佐夫很恨这条腿，由于它，他已经半年不能行走了。叨着烟正在想着什么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面对面。37岁的日吉列娃，党龄都有19年了。在彼得堡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别人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罗奇卡”。她在小时候，就品尝到流放西伯利亚的苦头了。
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在低头看德文杂志，不时地扶正鼻梁上那副非常大的玳瑁眼镜，他头部的侧影很美，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人像。当你看到这年方30的勇者抬起他那毫无知觉的右腿时竟那么费劲，真会让人吃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作家、编辑。他了解欧洲，会几门外语。切尔诺科佐夫因为他的知识丰富，所以很尊敬他。
“是你同房病友吗？”日吉列娃冲着坐在轮椅里的保尔那边笑了笑，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色也不那么凝重了。“没错，他就是保尔。舒拉，你们应该聊一聊。是病魔在跟他做对，要不这个小伙子肯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团的。总之，我下决心让他能重新工作。”
潘科夫认真地听他们的讲话。“他得了什么病？”舒拉·日吉列娃又小声地问。“病根是在1920年内战时留下的。他的脊椎骨有问题。我同这里的医生说过，他们怕这种伤让他丧失行走能力。唉！”
“我立刻把他推到这里。”舒拉说。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对方。就连保尔也没料到，日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密的人，后来，他们鼓励着他走过了最艰难的那段路。
就这样过着平淡的生活。达雅上班，保尔读书。他还没抽出时间着手做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灾难又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了。现在他只有右手还听使唤。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没有用。他终于明白：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痛不欲生。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内心的悲伤。然而保尔却怀有歉意地微笑着对她说：“达尤莎，我们俩分手吧。咱们并没有说过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在一起过下去。好姑娘，我该思考一下咱们以后的日子了。”
她打断了他的话。她一时不能克制自己，不禁放声大哭。她哽咽着，紧拥着保尔。
阿尔青听说弟弟的情况便写信通知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立刻赶了过来。所以，这个家就变成了一家三口，老太太和达雅关系很好。
保尔仍旧不停地学习。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回到家告诉他，她被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以后，保尔在家里很少能见到她。她常常从当洗碗女工的工作间——疗养院的厨房径直去妇女部，去苏维埃，直到深夜才能回来，虽然很累，可却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同意她作为候补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以一种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然而，这时新的不幸又走进他的家：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发炎，疼得眼泪直流，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全部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