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晚清落日(190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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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1901年(1)

1901年,清廷就和约、赔款、惩办祸首等问题,继续同各国列强进行谈判。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无讨价还价的资格。在各国列强联合勒逼之下,清廷最终按照列强的要求于2月惩办了“祸首”,于9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与此同时,中俄东三省交涉也成为清廷头痛的难题。在东北问题上,虽然东北人民组成各路义军,不断打击沙俄侵略者,但沙俄以贪天之欲,企图吞并整个东北。中国以战败之国勉力周旋,其他西方列强也不愿沙俄独吞东北,清廷遂利用各国彼此间的矛盾谋求转机。驻俄公使杨儒以及国内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力争拒约。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谈判,清廷终于4月逼沙俄让步,遏制了沙俄“黄俄罗斯”计划。在内政方面,慈禧太后迫于时势,于元月末下诏变法,实行“新政”。本年的“新政”措施主要有:4月设督办政务处,6月复开经济特科,7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8月废科举停武科,9月书院改设学堂,10月令整顿中法以行西法,12月定鼓励学堂章程。到9、10月间,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惊魂已定,在确信各国列强对现在的清朝政府实行保全政策之后,于10月自西安启行,一步三观望地缓缓回銮,往京城而来。

忠义军抗俄

1900年10月沙俄武力侵占东北三省后,不断扩大侵略,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企图以暴力手段建立和强化殖民统治,在东北三省实现“黄俄罗斯”的野心。东北各地人民、广大爱国清军和义和团,毫不屈服,自发组织武装反抗,形成众多的抗俄义军,坚持打击沙俄侵略者,决心收复失地。

当时活跃在东北的抗俄义军,主要有以下三支队伍:一是王和达、董毅敏(又名董老道)率领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军,活动在海龙、通化一带;二是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活动在吉林西南磨盘山一带;三是杨玉麟领导的镇东军,活动在朝阳和海龙一带。当时,参加这几支抗俄武装的民众阶层十分广泛,起义队伍成份复杂,各军之间又独自作战,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力量单薄,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这三支抗俄义军中,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组织最严密,战斗力最强,号召力最大。刘永和,奉天海龙厅五里堡人。原籍山东。猎户出身。因枪法熟练,绰号“刘弹子”。早年投身吉林珲春绿林,以枪法出众成为首领,官军目为吉林“马贼中巨魁”。后归附清军。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时,随珲春副都统英联抵抗沙俄入侵。英联兵败后,刘永和整顿残部,号称忠义军,退到吉林西南磨盘山一带,沿途清军溃兵和地方散勇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发展到4000多人。由于忠义军大多数成员是拥有正规武器装备的清军溃兵,所以在各支抗俄义军中,他们的武器最为精良,战斗力最强,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一支抗俄力量。

各支抗俄武装分散各地,不断袭扰俄军,但因力量分散,不但不能对俄军构成较大威胁,还因势单力孤,经常遭受俄军重创,各路义军迫切感到联合抗俄、共同作战的必要。

1901年1月8日,刘永和率部从吉林西南回师海龙,与王和达、董老道的农民军、杨玉麟的镇东军及李贵春、栾鸿钧率领的抗俄武装实现了联合。此后这几支抗俄军队统称为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宗旨,集结将士约2万人,不受官饷,亦不归节制,独自竖起抗俄斗争的大旗。忠义军号称40营,仍沿用原刘永和军队的清军编制。刘永和自称总统,统率全军;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为帮统;王和达、董老道、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率数营官兵。每营设营官一人,下设帮带、哨官等职。忠义军的组成,标志着东北人民抗俄武装力量日趋强大。

王和达、董老道等参加忠义军后,开始放弃以往义和团的念咒语施法术等落后迷信活动,学习使用枪炮等近代化武器,逐渐提高战斗力。但是,由于忠义军主要由过去的义和团和散兵游勇,以及广大的社会游民组成,而刘永和又“来则受之”,致使忠义军的阶级成份非常广泛复杂,组织成份严重不纯,虽然在抗俄目标上基本一致,但对清政府的态度却有很大分歧。以刘永和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不愿意和清政府彻底决裂,幻想有机会接受清廷“招抚”。以王和达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则与清政府势不两立。而且,忠义军是由几支义军联合组成的,名义上都称作忠义军,但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只是作战时互相照应而已,步调并不统一,联合也不紧密。

忠义军成立后,各支义军利用海龙、通化一带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河汊纵横、路径分歧的有利地形,采取白昼埋伏,夜晚出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军,使俄军动辄伤亡数百上千。俄军统帅阿列克谢耶夫气得暴跳如雷,一面组织大军围剿,一面向已擅自与沙俄签订《奉天交地暂且合同》的盛京将军增祺施加压力,勒令增祺速速镇压忠义军。

增祺慑于忠义军的声势,不敢正面镇压,企图利用忠义军内部的分歧,瓦解忠义军,然后分别扑灭。增祺的如意算盘是:对抗俄不反清的刘永和部,实行招抚拉拢的政策;对于原清军将领出身的杨玉麟,鼓动其回归清军;对于坚决主张抗俄反清的王和达、李贵春等则坚决镇压。

刘永和在清廷一些地方官员和部属内部动摇分子的怂恿下,背着忠义军广大将士与清军会谈受抚条件。刘永和要求将忠义军改编为40个营,增祺只允30营,刘永和受抚心切,答应下来。不料俄军向增祺施加压力,不许议和,只许忠义军彻底缴械,化兵为工为农。同时,奉天和吉林的俄军分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等地,围剿聚集在那里的忠义军。而唯沙俄之命是从的增祺顿时改变了招抚忠义军的态度,组织巡捕队和团练对忠义军实行镇压政策。

这样一来,原本抱着抗俄不反清态度的刘永和,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重新回到抗俄战场,并指挥忠义军取得了连克新宾堡战役的重大胜利。

1901年3月31日,气势汹汹的俄军到达兴京,次日进入通化境内,准备屠杀忠义军。不料王和达和董老道早有防备,并在通化山岭上设下埋伏。俄军刚一抵达,就遭到王和达、董老道率领的忠义军的猛烈袭击。与此同时,另一支忠义军精锐骑兵在帮带姜海山指挥下,奔赴敌后,直捣新宾堡,一举攻克。新宾堡地邻省城,是兴京厅所在地,距老城及清朝陵寝重地很近。忠义军突袭新宾堡后,俄军与清政府十分恐慌。俄军尼古拉部立即赶来救援。姜海山部忠义军主动撤出城外,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于4月14日阻击仓惶来援的俄军,打死打伤俄军20多人。

4月16日,刘永和、刘秉和、杨玉麟避实就虚,率忠义军主力从通化西北赶到新宾堡,与姜海山部会合,兵力达万余人,再次一举攻克新宾堡。18日,忠义军进攻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的第二个都城——老城,与俄军在清朝祖先陵寝所在地永陵展开激战。刘永和准备攻下兴京后进军盛京(沈阳),收复省城。双方正在激战,通化俄军主力调头回援新宾堡。另外两路俄军在付出死伤50多人的代价后,摆脱王和达、董老道等部忠义军的阻击,赶到新宾堡。忠义军见俄军主力云集,于4月21日主动撤出。至此,俄军的围剿计划变为泡影,被迫退回奉天和吉林。新宾堡一役,忠义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后三克新宾堡,一进老街,激战永陵,在清朝“根本重地”纵横驰骋,打得俄军和清军晕头转向,取得了抗俄斗争的重大胜利。

忠义军取得新宾堡大捷后,刘永和、董老道率主力回到通化一带休整;王和达、李贵春率部进入山城镇,准备再次阻击俄军。同时,忠义军十营总巡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精锐骑兵挺进凤凰城,扩大占领区,牵制旅顺、大连俄军增援沈阳。至此,西至沈阳、铁岭一线,南至凤凰,北达海龙、通化,全有忠义军活动。

俄军围剿失败后,阿列克谢耶夫指令俄军柴尔必恩克部、高里巴尔斯部和“护路军”上校米申科率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凤凰等地,再次围剿忠义军。此次俄军采纳了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的建议,大力扶植地方民团,利用忠义军叛徒组成别动队,从抗俄武装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对忠义军剿抚兼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攻势下,成分复杂的忠义军出现分裂。杨玉麟率部出走,重新打出镇东军旗号,到东库鲁投奔晋昌;刘秉和、姜海山在与俄军激战中被俘牺牲;李贵春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王和达、董老道等部被迫分散作战,忠义军实力受到极大损失。

正在此时,帝国主义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要求惩办义和团祸首。不久,在东北积极支持义和团和抗俄斗争的晋昌被充军新疆。杨玉麟、刘永和等人对抗俄斗争前途产生动摇,于1901年冬先后接受清廷招抚,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做了俘虏。王和达、董老道一部经过艰难跋涉,转移至鸭绿江边帽儿山,与六合拳民众会师,继续坚持抗俄斗争。到1903年,忠义军被中外反动势力彻底剿杀。

忠义军是东北人民自发组成的抗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3年多,大小战斗数百次,沉重打击了俄国殖民者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坚强决心。

中俄交收东北谈判始末

1900年10月2日,俄军进占盛京(今沈阳),东北全境沦陷。之后,中俄交涉东三省事宜。阿列克谢耶夫奉沙俄政府指令,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交收东北问题。在阿列克谢耶夫诱使下,1900年11月9日,增祺不经清政府同意,擅自同意部下周冕在旅顺与阿列克谢耶夫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该章程规定:(1)盛京设俄军总管一员,监督盛京将军所办之事;(2)东北清军一律解散,军械全部收缴,拆毁一切炮台、营垒;(3)俄军驻防东北;(4)东北各省设立用于镇压中国民众反抗的清方巡捕马步兵队,但由俄国军官帮同办理。这个章程实际上是把东北变成俄国的殖民地。同月16日,糊涂透顶的增祺在章程上签了字。增祺擅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自知罪重,不敢上奏。俄国知签订此章程程序违背了国际公约,也不敢声张。1901年1月1日,清廷正式授任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谈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奉命,即与俄国进行交涉。时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在黑海未回,杨儒遂访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判东三省问题。此时,清廷和杨儒尚不知增祺已与俄国擅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901年1月4日,杨儒率翻译陆征祥,第一次拜访俄国交收东北全权大臣维特,商谈东三省问题。会谈开始,杨儒直截了当要求俄国将东三省归还中国。维特狡猾地说:现在中国政权尚未“归旧”,政府尚无定所,朝中也不知是谁主事,东三省也尚未安定,俄国在东北的路矿尚需俄军保护,所以俄国不能马上撤军。同时,维特声称清廷对杨儒所授全权大臣,因没有授予杨儒签字权,杨儒并无切实全权,不能以全权大臣资格谈判。杨儒答:日后签字画押,朝廷自然另有电旨。维特仍然推托,此第一次会谈毫无结果而散。此时,增祺擅订章程之事由英国1月3日的《泰晤士报》传出,清廷和杨儒均将信将疑。

同月8日,杨儒第二次会晤维特,开首即询问增祺与阿列克谢耶夫是否订有密约,维特毫不掩饰。杨儒言:增祺与俄国双方签订此约的官员,均不代表国家,完全无效,且所订各款夺我兵权,侵我主权,干我内政,我政府万万不许。维特百般狡辩。第二次会谈仍无具体进展。

杨儒证实增祺确实与俄国订有密约后,立即电告清廷。中外舆论哗然,均惊诧无比,纷纷询问清廷究竟,一部分督抚大臣也上书陈词,力言严拒,以维护主权。清廷对增祺擅订约章甚为恼怒。

1月17日,杨儒第三次访晤维特,交涉东三省问题。维特口头提出中俄交收条款13条,主要内容是:(1)赔偿俄国东清铁路损失;(2)中国在东三省只可设巡捕,且数量由俄国来定;(3)东三省任免三将军职,须先与俄国商明;(4)东三省将军职,分别由俄国派文武两委员佐之;(5)东北蒙古等地,无论何项利益,未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与他国;(6)东北税关由俄人代理;(7)陆路进口货纳税后,内地不再加征他税;(8)1895年由俄担保之中国借款,由原定6月付息一次改为每月付息一次;(9)东三省铁路兵费赔款未清,中国无权收回;(10)允许俄国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11)东北、蒙古等地,中国不得建造铁路;(12)金州城归人租界;(13)俄在东北军队,约定年限,分期撤退。

此13条不但欲把蒙古变成俄国殖民地,还把东北纳入俄国势力范围,比《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内容更为狠辣。杨儒听完,愤然道:照此办法,有如英之待殖民地印度,无怪各国议论,言俄待满洲如保护之国。他严辞拒绝了维特的无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