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清灭洋”起义
按照《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
本利相加共9.8余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约2000万两，总数共达10亿两以上，即清政府平均每年需支付2000万两。这笔巨额赔款分别由各省承担。直隶除每年分担条约规定的“大赔款”85.8万两外，还要承担地方赔款1100多万两（包括北京）。山东每年分担“大赔款”99.3万两，另承担地方赔款约57万两。清朝地方政府再以各种名目把这款项强行摊派到广大人民身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搜刮，致使民不聊生。各地人民拒不交纳洋款，拿起武器，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中。
直隶广宗县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承担地方赔款2万吊，该县已交纳1.3万吊，不敷之数仅7000吊。1901年10月，广宗知县魏祖德上任后乘机勒索，下令全县每亩再摊京钱40文，全县可收2.3万吊，超过所需2倍以上，激起群众极大愤怒。当地群众把赔款称作“洋差”，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并在景廷宾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差”斗争。
景廷宾，广宗县城北东召村人，地主出身，24岁考中武举。在群众反帝爱国激情鼓舞下，在抗“洋差”斗争中积极奔走，得到群众热烈拥护，人称“英雄义士”，被公推为东召村一带联庄会的总头目，召集联庄会众操演示威，抗拒“洋差”。这时，义和团著名首领赵三多正率义和团余部驻守巨鹿县吉家屯，等待机会东山再起，主动派人与景廷宾联系，希望与联庄会共同行动。
同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缓和广宗县人民反抗情绪，将魏祖德撤职，改派赵锷继任。赵锷到任后，仍勒逼乡民交纳“洋差”，又收买联庄会中动摇分子，企图通过谈判软化景廷宾，劝诱他放弃武装，停止斗争。景廷宾坚决不从，袁世凯决定派兵镇压，于1902年3月3日命大名镇总兵、正定镇总兵统率练军，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统率新军，杀奔东召村。景廷宾率领联庄会众千余人奋起反击，击伤鲍贵卿，揭开武装起义的序幕。
由于联庄会内出现奸细，有些团头发生动摇，压下景廷宾召集附近各村赶来增援的传帖，致使战斗失去支持而失利，景廷宾堂弟景廷贞牺牲，助手刘永清身负重伤，起义队伍被迫突围，转战到巨鹿县，与赵三多义和团余部会合。
4月23日，景廷宾、赵三多等人在巨鹿县厦头寺正式宣布起义，竖起“扫清灭洋”、“官逼民反”两面大旗，表明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坚定决心。起义军约有3万人，主要是联庄会群众及义和团余部。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刘永清为副元帅，参加过义和团的南和县水月寺老慈和尚（原名郝振邦）为军师，赵三多等人为主将。宣布起义后，景廷宾即率队进攻威县，焚烧张家庄教堂，在鱼堤村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父，打击官兵，后转战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广宗县件只村。直、鲁、豫三省交界的平民、游勇及义和团民纷纷赶来参加，起义队伍声威大振。
袁世凯十分恐慌，害怕起义烈火迅速蔓延，一面悬赏3万元缉拿景廷宾，一面急派段祺瑞、倪嗣冲率领清军进行围剿。德、日、法等帝国主义军队6000多人也从北京开往广宗，伺机助剿。
为解决军粮严重短缺问题，起义军被迫分为两支：刘永清、老慈和尚率一部向广宗县西北挺进，边作战边筹粮；景廷宾率众固守件只村。这样，起义军力量受到分散。5月8日，段祺瑞、倪嗣冲率清军杀向件只村。在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后，起义军战斗失利，景廷宾被迫撤退，回到东召村，不久刘永清也赶来会合。经过协商，决定向靠近河南、群众基础较好的成安县转移。景廷宾等人到达成安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加。
但是，景廷宾在成安准备再度起事的消息很快走漏，袁世凯立即派大兵赶来围剿。起义军尚未做好准备即仓促应战，最终失利。景廷宾由众人掩护脱险出逃，准备到河南边境临漳活动，不幸再陷重围，弹尽粮绝，于成安县郭家小屯被清军抓获，7月25日在威县英勇就义，时年42岁。不久，赵三多也被捕牺牲，起义失败。
广西会党大起义
20世纪初，由于清末巨额赔款和推行“新政”，各级官吏乘机大肆搜刮，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广西地瘠民贫，《辛丑条约》签订后，每年要向清廷上交款项70余万两，广西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激化，全省各地孕育起义风潮。早在1898年，广西农民在三点会首领李立廷的组织下，发动陆川起义，攻克陆川、北流、博白、兴业等县。次年，苏贞松在武鸣起义。两次起义虽先后失败，却鼓舞了广西人民的斗志，预示着更大规模斗争的到来。
1902年春，广西旱灾严重，瘟疫流行，民不堪命，终于导致广西会党大起义的全面爆发。上思县天地会首领黄三率部首先起义，百色、南宁、梧州、郁林、宾州、田阳、田东，柳州等地纷起响应，起义军迅速占领20余城镇，起义势力遍及广西南部和西部。1903年，以会党为骨干的起义军攻占土州、东兰州、怀远地，直逼省城桂林。到1904年，起义军形成两大支，以黄五肥、王和顺等为首的桂南一支和以陆亚发为首的桂东北一支，起义军形成南宁、柳州两个中心，起义扩展到广西全境及湖南、贵州边境。1904年下半年，驻守柳州的部分清兵受起义军的影响，哗变暴动，柳州地区出现斗争的新高潮，柳城、雒容、罗城、永福、永宁、思恩、天河、河池、马平、象州、庆远等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起义军数逾万人，声势浩大。
广西会党起义，使清朝统治者惊慌不安。广西巡抚王之春提出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款平定起义，清政府却以广西地方官吏镇压起义不力，将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革职。1902年12月，清廷命两广总督岑春煊总统广西全境清兵，全力镇压起义军。岑在百色设统一指挥机构，调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兵力，围剿起义军。1904年初，清军集中15个营的兵力，妄图一举歼灭在思恩府白土司附近的王和顺起义军。王和顺率部向武缘、宣化转移、清军扑空。随后，黄五肥起义军在武缘、宣化交界甘村一带发动群众，清军闻讯命令各营向起义军猛扑，3月26日，清军围攻，起义军佯退村中，设伏以待，清军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大败而逃。岑春煊又制定五路围剿起义军计划，但也落空。清廷为迅速镇压起义，不断撤换镇压不力的官吏，调集广东、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清兵“会剿”，总兵力达10余万人，对起义军分割、包围，黄五肥、陆亚发等起义军领导人不幸先后牺牲，所部义军失败。王和顺率部3000余人退入大山，1905年9月广西会党起义最后失败，余部退入滇黔边境继续斗争，后参加了钦廉、上思起义。
广西会党大起义遍及广西全省，汉、壮、苗、瑶各族人民踊跃参加，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对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等省人民的反抗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同盟会在广西的武装起义。广西会党起义持续三年，规模之大，影响之大，实属少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泌阳教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南的民教矛盾十分尖锐。由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渗透到河南各地，教士和教民在传教士的庇护下，霸占民田房产，包揽诉讼，为非作歹，激起民愤，河南各地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泌阳县依山傍水，位于桐柏山与唐河之间，素有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传统。据河南巡抚锡良奏：泌阳一带“界连鄂省，万山丛杂”，“宵小最宜潜踪”，“动则哨聚成群，肆为不法”，可见当地人民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不断。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泌阳人民就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斗争。1900年6月，天大旱，人们走投无路，而教会教民趁机敲诈勒索，作威作福。人民忍无可忍。月初，泌阳人民焚毁教堂，砸毁教民什物，捣毁几乎所有教堂，300多家教民房屋全被扒毁，教民无处藏身，“奔赴族人，族人不纳，投附戚串，戚串不留”。泌阳县为此教案向外国传教士赔偿白银一万多两。《辛丑条约》签订后，泌阳县摊派的地方赔款虽于年底多半缴清，人民负担已十分沉重。
1902年，泌阳县因“民力单寒”，欠交赔款1000元，靳岗大主教安西满催逼甚急，原知县因拖延赔款而被撤职。新任知县费鸿年为讨洋主子欢心，勒限催收，并威胁百姓说：“过期不交，即当下狱”，激起人民愤恨，引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1902年3月25日，泌阳县农民掀起反洋教风潮。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乡民在张云卿的领导下，和大刀会刘文明、席小发、罗振杰、朱书堂、程方十等结合，成立“齐心会”，抗交摊派赔款，聚众打伤7名催交摊派的差役，在楚洼地方，杀死教民叶姓一家4口，又在程店杀死教民1名，烧毁桐柏县乌金沟等教堂十数处，烧死教民4名，杀死5人，教民370余家被烧毁，室内器物大半被毁。教民吓得纷纷出走，逃往靳岗教堂，请求安西满保护。随后2000余名愤怒的群众在张云卿带领下，围攻泌阳县城，将西关教堂捣毁，声言“教士、教民、县令当一概杀尽”，沉重打击了教会侵略势力。
清政府派锡良督饬地方官缉拿凶犯，安抚地方。清政府在接到锡良奏折后发布上谕说：“各省教堂及教民等，清廷一视同仁，叠经严谕各该督抚通饬各属切实保护，并谕令随时开导百姓，务使民教相安，此等告诫不啻三令五申，当如何仰体国家德意，实力遵行，无稍疏失。乃河南泌阳等属，竟有焚毁教堂，并杀害教民14名重案，似此冥顽滋事，目无法纪，实堪痛恨，着锡良督饬该地方官，迅将各凶犯悉数缉拿，务获讯明，即行就地正法，泌阳县知县费鸿年，着即革职，内有桐柏地方，著一并查参。”河南巡抚锡良对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惊慌失措，急忙派兵镇压，湖广总督张之洞怕起义波及湖北省，派兵与河南清军“协剿”，6月28日，清军进攻高店，起义军奋起反抗，由于清军人众，起义民众退至唐县郝庄、翟庙两地，焚毁唐县东北乔庄教堂，清军赶来围攻，群众拚死抵抗，与清军展开肉搏战，杀伤一些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失败，首领席小发被捕，张云卿后也落入敌手。最后，清政府赔款银26000两，了结了泌阳教案。
泌阳教案是河南反洋教斗争中声势最大、影响很大的一次，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1902年章炳麟等革命志士和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举行的反清革命集会。清末“新政”期间，出现了兴办学堂和出国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的高潮，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留学生们迅速接触到完全新鲜的资本主义事物。他们身处异国，在义和团反抗精神的鼓舞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大多痛感祖国危亡，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愿望，有些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但当时多数人尚在保皇派的影响下，仍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革。为了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志士便在新到日本的留学生中积极地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倡议举行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就是其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