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到杭州人诂经精舍，从俞樾学习经史。甲午战争后，他深感民族危机严重，投入变法维新运动，任梁启超主编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撰述。戊戌变法失败，他遭通缉，先后逃亡台湾、日本，后结识孙中山。1900年，他在上海曾参加唐才常发起的旨在扶助光绪帝复辟、建立“新自立国”的“张园国会”，但反对其既“排满”又“勤王”的宗旨，当场剪辫与之决裂，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秦力山，原名鼎彝，湖南善化人，1898年考入善化县学，受到变法维新思潮影响。戊戌政变后自费留学日本，1900年归国赴津游说义和团倒戈反清未果，旋至汉口与唐才常等筹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从此转向革命。1901年秦力山在日本创办留学界第一份革命刊物《国民报》，自任总编辑。1902年春，章炳麟再次来到日本东京，与秦力山等来往甚密。在此期间，他们集议，认为要唤起人们反清，需“先振起人们的历史观念”，恰值该年为南明永历帝覆亡二百四十二周年，4月26日是崇祯帝自缢纪念日，议定在这一天召开纪念会，名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亦称支那亡国纪念会，并预定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精养轩举行。依据会议的决定，章炳麟事前起草的《宣言书》，揭露和控诉了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罪恶统治，号召人们学习200多年以前反清志士的民族精神，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宣言书》写成后最初署名发起的有十数人，有几人中途翻悔，最后剩下章炳麟等10人。中国留日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孙中山亦准备届时莅会。由于清驻日公使蔡钧和日本外务省勾结阻止开会，大会未能按计划在东京举行。当天下午，在横滨补行纪念仪式，孙中山主持，章炳麟宣读《宣言书》。同一天，香港的爱国志士也召开了纪念会，《中国日报》全文刊登了《宣言书》。这次活动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是清末资产阶级文化团体。20世纪初，留学生热心翻译西书和提倡革新教育的风气传到上海。国内一些爱国志士，如蔡元培、章炳麟、蒋智由、黄宗仰等，感到“要改进中华，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及注灌新教育人手”，便在1902年4月间，以国内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需要重新编订为由，组织“中国教育会”，发行《教育杂志》。会所设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蔡元培为会长。中国教育会“以编定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宗旨，下设“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预设“实业部”。主要任务是设立学堂、编辑教科书、举办书报社和演说会，还准备创办工厂、印刷所。教育会以办理教育为旗号，暗中鼓吹革命，通过课堂、教科书、报纸、演讲等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集结爱国志士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中国教育会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在它的影响下，各地教育会、教育研究会之类组织纷纷建立，革命志士们掀起了兴学热潮，爱国活动活跃起来。
1902年8月，留日学生吴敬恒、孙揆钧因反对蔡钧被押解回上海，中国教育会举行欢迎大会，控诉清政府对留学生的政治迫害，揭露清王朝的卖国罪行。这是中国教育会组织的第一次爱国运动，到会者100多人，有力地声援了留学生的正义斗争。第二天，中国教育会又在张园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决定派代表向日本政府交涉，提议此后留学生应“归中国教育会保送”，他们还商定，如遭日本政府拒绝，中国教育会便“自设学堂，自教子弟”，不再派人赴日留学，以改变寄人篱下的局面。
1902年冬，在留日学生斗争的影响下，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国内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潮。南洋公学原是由盛宣怀奏请创办的，以培养“新政”人才为目标，但学校当局极力钳制学生思想，严禁进步书刊在学校传播。讲习郭镇瀛只准学生读《大清会典》和《圣武记》，严禁阅读新书新报，不准集会和议论时政。五班学生对思想保守而又反动的郭镇瀛深恶痛绝，有一天，故意将墨水瓶放在他的椅子上。郭镇瀛恼羞成怒，串通学堂总办对学生进行诬陷迫害，开除3名学生。小小的墨水瓶事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五班学生当即开会讨论，决定派代表要求总办辞退郭某。总办却以“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的罪名，将五班同学“一律开除”。全校学生愤愤不平，派代表与总办交涉，总办却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为由加以拒绝。学生被激怒了，全体退学，并向中国教育会求助。在《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中，他们提出建立“共和学校”，并拟办《共和报》，以“加固团体，主持学界清议”。这次学潮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
中国教育会积极支持这次学潮。会长蔡元培当时兼任南洋公学特班讲习，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学潮爆发后，蔡元培主持正义，向当局力争无效，愤然辞职，并率领特班生出校，以示抗议。中国教育会也特地召开会议，决定接受退学学生的请求，“予以经济及教员之赞助”，中国教育会遂以退学学生为基础，组成爱国学社，该社学生全体加入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经理（校长）为蔡元培，学监为吴稚晖，章炳麟、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分学生为4个年级，一、二年级为寻常（普通）年级，三、四年级为高等年级。学生实行自治，内部分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公举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议决，交主持执行。课程有国文、英文、理论、史地、体育等。学社编印《学生世界》杂志。同年冬，教育会又创办爱国女学校，蒋云观、蔡元培先后任总理。《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女学校曾作为秘密联络革命力量的机关。
“墨水瓶风潮”激怒了整个学界，东南各省学校纷起响应。退学风潮席卷东南，“而浔溪公学退校，而南京陆师学堂退校，而浙江大学堂退校，而蕙兰书院退校，而毓元学堂退校”，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退学大风潮。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对各地学潮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或是打电话声援，或吸收退学生进入爱国学社，使其无后顾之忧。有的地区也仿照爱国学社自行办学，如浙江大学堂退学生兴办励志学社，蕙兰书院退学生组织改进学社，毓元学堂退学生创设吴中公学社等。中国教育会在学潮中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教育会每月举行集会演说，以《苏报》为阵地，倡言革命，另办有《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等。1903年夏，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学生章士钊等40余人转入上海爱国学社学习，并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早晚进行军训。《苏报》案发生后，爱国学社被解散，中国教育会名存实亡。
《新世界学报》创刊
《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2日创刊于上海，半月刊，每月初一、十五出刊，前后共出15期，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上海编译局内，主持人为陈黻宸。
陈黻宸，浙江瑞安人。后名芾，字介石。他长于经今文学，精于治史，时人称他与陈蛰庐、宋平子为“温州三杰”。甲午中日战争后，与人合办东瓯利济学堂，创办《利济学堂报》，与浙江维新人士汤寿潜及章炳麟交往很深，1900年任上海时务学堂总教习，翌年任杭州养正书院史学教习。他团聚一批爱国青年，招惹一些旧学家的怨恨诽谤，愤而辞职，转赴上海，数十名学生随之而去，时逢浙江赵某拟在上海创办《新世界学报》，陈遂被延请为主持人，他的得意门生如马叙伦、汤尔和、杜士珍等也成了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
《新世界学报》是一种“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的学术性刊物，涉及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经学、法律学、理财学、伦理学、地理学、商学、农学、工学、兵学、物理学、算学、辞学和医学18门，设立18个栏目，各期栏目并不固定，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律学为经常性栏目。
《新世界学报》并非为学术而学术，它在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民主主义文化的介绍中，贯穿着崇尚新学、厌恶旧学、学术救国的宗旨。在第一期相当于发刊词的《序例》中明确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日政日学。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其尽匹夫之责欤。中国言学尚已，然如今日者，乃吾学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也。绝亚洲大陆，横度（渡）太平洋，涉美欧非澳诸区域，国殊教，人异俗。先二十周世纪，挟聪智识之长，肆力于所见所闻，抽理于赜，断事必纲，网罗故实，摘英撷采，用学术为当时倡。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风驰电激，薄影而飞；鼓自然之动力，借以操纵世宙，俾并出途。苟不可得，亦将舍我所短，效人所强，与列强诸巨子相骋上下竞争场中，门键而径辟之。为文明国作者言，以传诸人，以垂诸后，中国之兴，其必自此始矣。”“本报名《新世界学报》，犹言‘新学报’，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世界学’连读，‘新’字断，与‘世界’不连读。”强调“新”字，以学术作为“中国之兴”的手段，向西方学习是为与列强竞争。
《新世界学报》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避而不谈，没有涉及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内容，但它的政治倾向是主张变法维新。第12号刊登的《学生潮》一文，提出应重视青年的地位：“今日者，实青年竞争之世界也。一国之中，文明之青年占多数，则其国即雄，大而无敌；一国之中，顽鄙之青年占多数，则其国未有不颠蹶于朝夕之间”，对中国的教育腐败现状进行了批判。当时，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救亡成了时代的主题，该刊介绍落后民族和弱小国家惨遭侵略和奋起抗争的史事，以期唤起国人。第12号上的《读埃及近世史跋尾》一文，分析了埃及亡国的原因，“十九世纪之世界，经济最发达之世界也。欧洲诸国经济之进步，已臻烧点。人人争擅垄断之利益，得一膏腴之地，如饿虎之获肥羊，跳掷咆哮，攫搏不遑；群狼复注目于其旁，欲夺而食之。埃及握亚欧之管钥，物产之饶裕，欧洲诸国，莫不垂涎”，文章谈埃及，意在中国，“埃及如是，世界上非埃及而类于埃及者，其当猛醒然，皇然惧也”。另一篇介绍南非布尔共和国总统克鲁格的文章中指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物产之富，久为列邦所觊觎，而立于外界争世界之中，无自立之精神是以自恃。数十年来，列雄之心，之目，万途奔竞于我，亚东之一部亦岌岌乎甚危哉”，表现出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该刊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历史，总结经验，希望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与西方竞争，“智存愚灭，天择其群，春念黄人，不觉泪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
《新世界学报》登载了很多介绍西方民主主义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该刊的“心理学”栏目，多为哲学方面的文章，介绍了卢梭、笛卡儿、库辛、培根、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学说，很多观点很准确，某些哲学概念几乎与现代哲学术语完全吻合，像这样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流派的文章，是当时别的刊物所少见的。
《新世界学报》对中国旧文化力图创新，如陈黻宸的《独史》一文，就旧史学体例的演变，论述了“独例”、“独识”、“独权”的内容，提出了历史编纂学新体例的创造性见解，认为旧史的“本纪”、“列传”同体，“传固非卑，纪亦非尊”，主张废弃本纪，表、传足矣。这一见解，实与当时中国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合拍，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意义。他还主张把外国资产阶级君主、总统的传记列入中国史内，提出把平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写进历史，列为体例，以为平民在史学领域争一席之地。但《新世界学报》的作者们一涉及现实政治，就表现出胆怯、惶惑，宣称政治不进步和专制制度无关，他们反对封建统治而不敢否定皇帝，揭露封建制度腐败而不敢反对现实的专制政治和清王朝的卖国罪行，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不敢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在现实问题上“不敢言政”，因而它未曾在人们思想深处掀起很大的波澜。1903年，陈黻宸考中进士，被清政府授予户部主事，该刊群龙无首，4月27日，该刊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