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翼仲，江苏苏州人，名诒孙，号子嘉，出身于官僚世家，他做过通判一类的小官，后弃官客居北京，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期间，他卖过白面、拉过水、扛过面、摆过货摊，对下层人民有所了解。1902年在北京办过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启蒙画报》，1904年创办《京话日报》。创办目的一是“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以图国富民强。二是建立一个为中国人说话的舆论阵地，当时北京的报纸，多为外国人所掌握，他为了争回说话的权利，创办此报。《京话日报》注重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注重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京话日报》一开始就宣扬该报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它刊载了不少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罪行的文章，宣传国家民族独立，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04年10月到1905年4月间，南非英国殖民当局虐待华工事件不断，该报大量报道了南非英国当局的暴行，劝告华南沿海人民不要去南非卖命，使应募去南非的人锐减。1905年5月后出现的抵制美货运动，该报连续报道，向读者介绍在美华工的惨况，揭露美国政府限制和歧视华工的罪行，并印发传单在京城散发。该报还发表《本馆不登美商告白》，不为美货宣传。号召北京各阶层人民联合抵制美货。同时，对积极抵制美货的店主和店员进行宣传，对行动迟缓和态度消极的店主在报纸上曝光。该报主张京商自办布厂，抵制美布倾销。1906年2、3月间，南昌人民掀起反洋教斗争，该报对南昌教案进行连续报道，驳斥所谓事件全是由当地人民“排外”引起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传教士的残暴才是事件的祸根。当清政府对参加斗争的南昌人民镇压时，该报站在人民一边，赞颂这些牺牲者是“好男儿”、“义民”，对他们惨遭杀戮表示沉痛哀悼。该报刊载了很多带有反帝爱国色彩的新闻和评论，宣传民族资产阶级创办银行、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
《京话日报》一开始就声明要作完全国民的报纸，不怕得罪人，“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容情”。它对一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残暴人民、贪赃枉法等种种丑行和暴行，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905年8月19日至9月3日，该报连续揭露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常九在王府内活埋侍妾的暴行，指出“世界黑暗到这样地步，真叫人气愤不平”，当王府向报社施加压力时，该报公开声明“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报馆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
《京话日报》主张变法和君主立宪。该报宣传“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自己变法，自己有权柄，外人压着变了法，权柄便属于外人”；“变法的必兴，不变法的必亡，变不到家，兴得慢，变到家的，兴的快”。该报提倡开民智、办学堂、兴女学、戒缠足、反迷信、反吸毒。对清政府搞的预备立宪活动，该报大力支持，认为立宪是人民的幸福，“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活动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反清革命活动是瞎闹，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抵制革命派对她的攻击。该报只是想在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些不痛不痒的改良，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最高理想，反映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京话日报》由于大胆揭露社会黑暗，痛斥腐败的贪官污吏，也得罪了某些有权势者。1906年9月28日，该报被北京警察当局以“妄议朝政，容留罪人”的罪名查封，报纸被封前夕，彭翼仲被捕，充军新疆。此后，《京话日报》两度复刊。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回到北京，该报复刊，直到1922年才最终停刊。
《拉萨条约》签订
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国侵略者遭到了藏族民军的坚决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英军于1904年7月攻下江孜，8月3日攻占拉萨。
西藏地区，气候异常寒冷，每年9月初开始下雪，10月后可能大雪封山。因此，英军虽占领拉萨，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三大寺（噶尔丹、哲蚌、色拉）喇嘛约1.5万人，时刻准备反抗；东撤的藏军，也奉命向拉萨集结。在拉萨，贵族和市民拒绝与英国人来往，市场上没有货物、食品出售，反英情绪高涨，侵略者头目荣赫鹏如坐针毡。
这时，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却亲赴敌营慰问英军将士，馈送食物，并无耻地向侵略者就西藏民军江孜抗战一事，表示歉意，愿意“协同合作，迅速致力于条约的完成”。当时，达赖喇嘛已出走，无人与英方谈判，有泰便令西藏摄政、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荣赫鹏谈判。
谈判时，英方提出赔款、增埠等8项条件，藏方代表严词拒绝，理直气壮地说：战争是英国发动的，提出赔款要求的应是藏方，而不是英方。几经交涉，在英人的恫吓和有泰的诱胁下，藏方代表被迫接受英方的全部要求，议定《拉萨条约》10款。1904年9月7日，《拉萨条约》签字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西藏摄政罗生戛尔曾，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管官员噶伦及三大寺代表在条约上签字。
《拉萨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西藏地方政府承认1890年所定“哲孟雄（锡金）与西藏之边界”；（2）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以便英藏商民任意往来贸易；（3）赔款50万英镑合750万卢比，75年内偿清，英军在偿清之前有权驻守春丕；（4）消平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间的炮台、山寨，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5）非英方允许，西藏利权不得让于别国；（6）英方代表，可随时去拉萨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官议事。
《拉萨条约》将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引起沙俄等列强的妒恨。英方于1904年11月11日发布《印度总督喳土尔声明》对原有条款作了修改：（1）赔款削减2/3，即250万卢比；（2）占领春丕期限改为3年；（3）去掉英国代表随时前往拉萨议事专条。
清政府对英国侵藏战争，起初漫不经心，未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也未进行严正交涉。但在英国侵入西藏腹地，占领江孜、拉萨，尤其是获悉阴谋独占西藏的《拉萨条约》内容后，清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明确表示：英国的行径和“英员开送10条，有损中国主权”。9月8日、15日、26日，清政府三次电令有泰不得画押。由于清政府没有签字，《拉萨条约》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随后，清政府又指示有泰，“应仍由中国与英国立约”，而不应由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立约。英国政府也认为条约的部分内容与政府的历次声明不完全一致。因此，中英两国重开谈判。
1904年底，清政府任命唐绍仪为驻英公使，偕同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前往印度与英交涉。1905年2月，唐绍仪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与英印政府外交大臣费礼夏及参赞路罗士、韦礼敦等谈判。费礼夏要求唐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唐则坚持重新修订约款，要求英国在新约中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5月15日，英方代表复函唐绍仪，坚持须以英方所拟约稿所列条款缔结条约，谈判陷于僵局。后唐绍仪患病回国。10月2日，清政府任命参赞张荫棠为全权代表，留印与英继续谈判。但由于英方代表的蛮横无理，使谈判毫无进展。这时，即将被召回英国的印督寇松，为迫使中国代表屈服，命费礼夏等恫吓张荫棠说：“英国政府决意照此办法，否则作为罢议，当与西藏直接交涉。”随后又多次诱胁中国代表签约，但均被拒绝。11月12日，英印政府单方面中止了谈判。
1905年12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倒台，自由党继起组阁，葛雷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中英谈判于1906年初在北京重新举行。4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中国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缔结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条约共6款，其主要内容有：（1）清政府允认由印督声明修订过的《拉萨条约》，并且“切实遵守”；（2）英国承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3）英国承认《拉萨条约》第9款第4项所指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和别项权力”，只有“中国独能享受”，但英国仍保留自各商埠架设电线与印度境内通报之利益。西藏赔款问题，英国同意由清政府于3年内分3期偿清，赔款付清后，英国即由春丕撤退。清政府通过外交斗争，挽回了中国在西藏的一部分主权。条约本身还说明，西藏地方政府不经清朝中央政府允许，元权与外国签订条约，即使订约，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也是非法的和没有法律效力的。
长沙起义
1904年2月，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援引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主张从城市起义，进行反清，决定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并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
华兴会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在长沙连升街、紫东园、路边井设置三处机关，成员多为学堂教职员和青年学生。由于力量不足，便决定联络哥老会共同反清，又在华兴会外设同仇会，负责与哥老会联络。哥老会是清朝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势力很大，其两湖地区的首领马福益，反清态度非常坚决。
黄兴很快与马福益取得了联系，并在湘潭县茶园铺某矿山岩洞中与马会晤，商定了起义确关事宜：（1）决定11月16日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进行爆炸，宣布起义；（2）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积极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3）哥老会分5路向长沙进军；（4）公推黄兴、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各路指挥与监军则由华兴会派定。
会后，华兴会一面积极发展组织，一面积极筹措枪支弹药。宋教仁、胡瑛前往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陈天华前往江西、周维桢前往四川、杨毓麟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刘月升、韩非等数百人打进两湖和江西军队，黄兴往来湘鄂，统筹全局。柳大任、龙璋等设法筹得经费2万余元，由上海秘密购运长枪500支、手枪200支，储藏在长沙郊外。
同年9月，黄兴、刘揆一等前往浏阳，与马福益再次会晤，讨论起义事宜，决定上海大批军械一到，提前起义。但由于华兴会发展太快，组织不严密，起义计划泄露，湖南绅士王先谦得知起义之事，马上向巡抚陆元鼎告密，清军立即兵围黄宅。碰巧黄兴外出在开明绅士龙绂瑞家做客，闻讯后匿居不出。10月26日夜，黄兴乔装成海关办事人员，潜出长沙，直奔上海，然后东渡日本。会党人员肖桂生、游得胜等被捕后，经不住酷刑折磨，供出马福益。马被通缉，逃往广西，不久返回湖南，1905年4月12日在湘乡被捕。在狱中，马福益受尽严刑拷打，奄奄一息，仍力辨清吏，救出了不少同志。4月20日，马福益在长沙就义。
马福益死后，其救出的徒众浏阳人黄福成又合集浏阳、醴陵哥老会，以黄兴名片为凭，组织农民武装，以待时机成熟，挺进长沙，为马福益报仇。但又为清军探知，黄福成在萍乡被捕，解送长沙。湖南巡抚瑞方亲索华兴会名单。黄福成至死不招，他买通狱吏，购服镪水而卒。长沙起义最终流产。
起义虽然流产，但它震撼了清朝统治，它是革命党人联络会党革命的一次重大尝试。
光复会成立
光复会是1904年11月由陶成章等浙江志士在上海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真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派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
1900年，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10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神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其第二次会议又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萌发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1902年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1903年底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游历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潮》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两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