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恰好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密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召开成立会，定名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起革命”；在经济上则“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人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绍兴）人。1901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1903年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1904年他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1905年8月25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此后光复会本部事务，由上海迁至绍兴，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1907年和1908年，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1910年章炳麟、陶成章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1912年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派人刺杀，光复会解体。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
1904年11月19日，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中。万福华是安徽合肥人，性情豪侠，早年在湖南读书，思想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逐渐改变改良主义立场，立志反清革命，慨然有除奸佞之报负。受契友吴春阳的影响，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04年夏，万福华与吴春阳等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铁良未果。后随吴春阳自安徽至上海，适逢黄兴、刘揆一与陈天华、郭人漳、张继、徐佛苏等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组织秘密革命机关。经吴春阳介绍，万福华结识了黄兴、刘揆一等人。万福华亟欲立功，适逢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退居上海，王曾主张借法兵、法款镇压会党起义，遭到两广人民的强烈反对，激起拒法运动，被清政府革职。王来到上海闲居，他不接受教训，又倡议把东三省让给沙俄，以换取清政府的信任。国内革命党人都想除掉他。万福华和一个姓张的同志商定，要设法将王之春除掉，他们探知王之春住在新马路昌寿里，深居简出，不大露面，即使外出，也是前呼后拥。万福华向友人借了一支手枪，每天在王之春宅窥伺，准备将其击毙，但都无机会下手。后来，他们打听到王之春同安徽庐江的吴保初要好，经常相互宴请，便模仿吴保初的字迹，用吴保初的名义给王之春写了封信，约他于11月19日晚上七点钟，到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西餐馆会饮。晚上七点王之春应约而至，登楼寻找主人不得，心中顿生怀疑，匆匆下楼。万福华伏于梯旁，向他开了一枪并且大骂：“卖国贼，吾代四万万同胞行诛。”由于万福华枪法不熟，子弹从王之春的头顶擦过，没有击中，当他举枪再要射击时，王之春的一个随从已抢步上前，抓住万福华的手。等候在外面的马夫听到枪声，跑进来保驾。万福华拚命抵抗，死死抓住手枪不放，几个巡捕闻声赶到，万福华当场被逮捕。居住在余庆里的革命党人得知万福华被捕入狱，就派华兴会员章士钊赴监牢慰问，巡捕房正在寻找万福华的同党，待章士钊回来后，巡捕跟随而至，大事搜捕，黄兴、张胜、郭人漳、章士钊、徐佛苏、朱启陶、苏鹏、薛大可、周来苏、赵世喧等同时被捕，还搜去了党员名册。刘揆一恰好有事外出得以幸免。郭人漳官职为道台，结交很多政界权要，郭人漳被捕不久，即有泰兴县令龙璋向会审公厅提出保释郭人漳，上海道袁树勋也亲访英总领事，前来说情，郭人漳遂于18日获释。当时，黄兴自长沙抵上海不到一月，湖南巡抚陆元鼎已寄来公文和黄兴的照片，要求上海方面协助捉拿。承审员拿出照片和黄兴对照，总觉相似，但黄兴已改名李寿芝，无法确认。而从余庆里搜出的党员名册是用日文写的，且被一个爱国的中国翻译说成是买菜的账本，给销毁了，因此无法查证，又没人知道他为革命党。审讯其他人，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黄兴等人也被获释。万福华被公审公厅审讯后，被判处徒刑10年，并罚作苦工。万福华慨然说：“我之为此，实为国家大局起见，何罪我为？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万福华在狱中因不胜狱吏之辱，曾偕同在狱中的中国人，待狱吏不备，杀死狱吏，打伤捕头一人，越狱未成，又被判加10年徒刑。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万福华才获释，他在狱中已8年有余。
1913年，万福华到了北京，他拒绝袁世凯的利诱，1914年他极论帝制之害，不被采纳，遂辟地远边，躬耕自给。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黎元洪招至北京，主张兴办实业，1920年病死。
《大公报》力倡破迷信反陋俗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是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初创时日出8版，销量3800份，3个月后增至5000份。《大公报》主办人为英敛之。英敛之名华，1867年生，家世寒微，22岁时信奉天主教，粗通法文，醉心于西方政教文物。戊戌变法期间曾鼓吹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后仍抨击慈禧专权和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他得到天主教教友的资助，创办了《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后与全国的其他报刊相比，敢于向清政府口头奢谈“新政”、实则因循敷衍的种种表现发起猛烈进攻，其观点之鲜明、态度之激烈，其他报刊难以堪比，就连戊戌以来一直是国内维新派主要喉舌的《中外日报》也黯然失色。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导向就集中于破除封建迷信、提倡自然科学、输入西方文明方面。英敛之在其所撰《大公报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力争做到“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人文明”。
《大公报》发行后不久就遇到两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一是天津城请回城隍庙神像事。八国联军侵华时，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唯独城隍庙中的两尊神像毫发无损。原因是敌兵来津之前，守神像者惧洋兵毁神像，急率人将神像藏于三圣庵中，“以为此固司人生死之神，不可以不保全之也”。待到8月八国联军将天津主权交还中国后，清政府应办之事头绪万千，天津城也是百废待兴，而当地民众所办的第一件要事竟是将神像请回城隍庙，请神之日，前往观望之人，红男绿女，拥塞道途，皆以得复见城隍神之颜色为幸，甚至有口念阿弥陀佛者。有鉴于此，《大公报》特发表社论批评说：“当此天津初还之时，夫岂无应办之事急于泥像者哉……一若城隍像若不回庙，则天津虽交如不交者。呜呼噫嘻，民智竞如斯矣。”
第二件事是天津交还后街谈巷议中的蒙昧意识。天津交还后，当地居民莫不以重见汉官威仪为庆幸。如一些无知愚民在天津交还后交相庆祝曰：“还是让咱们大国，他们归齐全滚蛋了”；“可见了中国官了，咱们的小辫子可保住了”。诸如此类，可笑可叹。这充分反映出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愚昧偏激的心态，反映出忠君与爱国、痛恨侵略与盲目排外的矛盾心理。
对于这些有违文明、科学、进步的行为，《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批评了清政府的腐朽愚昧和社会上的迷信落后观念。它指出，人民的愚昧是统治者长期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义和团运动后，一些清廷官吏以为从此天下又可以歌舞升平，完全丧失了危机感和进取心，“偎红依翠，即谓为官场中之卧薪可也；饮酒食肉，即谓为官场中之尝胆可也”。民众中的这种封建愚昧实际就是这种不了解时局、盲目自我陶醉的心理折射。此后《大公报》每隔数日就发一篇文章，斥异端、破邪说，批判迷信观念，宣传近代科学。这些文章多用白话文写成，以便使群众易懂，内容主要涉及风水、相面、算命、占卜等。
1903年《大公报》又向封建旧俗发动了猛攻，在全国掀起一场断发易服的大讨论。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个题为“剪辫易服说”的《征文广告》，向全社会征寻佳文，设有奖银，第1名赠银10元，第2名赠银5元，第3名3元。可能是由于剪辫易服事关重大，故开始参加讨论者人数寥寥。2月11日《大公报》再登《征文广告》，宣布将征文揭晓日期向后推延一个月，第1名的奖额也由原来的10元增至15元。3月8日，征文活动结束，共评出正取5名，分列1至5等；备取8名。
正取、备取合计13人，这可能就是这次征文活动的全部投稿了。很快《大公报》就全文刊登了获得这次征文活动第一名的朱志父的稿件。该文作者出手不凡，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毁除祖制、以从欧俗的主张，呼吁人们剪辫易服，改变社会风俗，破除旧有传统羁縻，以便更好的向西方学习，使国家繁荣富强。该文认为：长袍马褂、脑后托辫的服饰和习俗已经不适应急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形式了，很有破除的必要。“吾蘧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举亚洲数千年圣王之制作、吾祖宗二百数十年之遗留，不惜芟剃之、毁除之，以尽从欧俗为快。”“祖宗立法，特为一时计，非含亿万世而范围之也。废弓矢、立学堂等事，何莫非因时制宜之举，区区发辫，夫何不可变之有？”有人认为此举是“崇拜欧风”，丧失中国人独立自由之性质，对此该文写道：“一国之政俗，有宜从国粹者，有宜从欧化者，若辫服之制，则非国粹而宜欧化，夫何必沾沾过虑乎？”并进而指出“效西装十数年后，再有见结长辫、曳袍褂之人，人亦必诧为怪物”。该文还大胆指出，移风易俗应自上而下的推行，首当其冲的是皇帝：“今使皇上首易西装，为国民倡，天下之人，有不靡然向风者乎？”最后该文大声呼吁道：“吾为吾四万万同胞忠告：其速剪尔辫、易尔服，孕伟大之体魄，奋尚武之精神。”此文刊出后《大公报》特加按语称赞说：“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释四百兆不放之民群，趸百十国不输之文化。”并誉之为“新中国特别精神”。1904年。清政府在举行“新政”编练新军的过程中，欲照日本军服式样改换新军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