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廷诏准自丙午（明年）科始，废科举，兴新学，在中国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宣告终结。此后清廷设立学部，负责全国文教事务；并添设巡警部，定币制，禁刑讯，进行法律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内外臣僚和社会舆论要求立宪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清廷迫于压力只得宣布考虑立宪事宜，于9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又令政务处王大臣筹订立宪大纲，设置考察政治馆等机构，开始了清廷预备立宪的政治表演。
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结束，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和约，两国背着清朝政府，割让在我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年底，中日双方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廷承认了日本在我东北地区拥有的新特权。美国亦坚持其歧视在美华工的立场，拒绝废除《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亦引起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实行总罢课；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以示抗议。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刺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自己英勇牺牲。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举为总理，确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建立。
本年《国粹学报》创刊：复旦大学开学；在中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国收回了粤汉铁路修筑权；京张铁路兴建，詹天佑被任命为会办兼总工程师。
中国同盟会成立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革命派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1903年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发展革命力量；“联合大群，团集大力”，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此，他离开日本到达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前者着重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揭露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革命群众一定要认清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后者针对檀香山发行的保皇报刊载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中所散布的种种反对革命的谬论，指出保皇派之所谓“爱国”，非爱“我中华”，而实爱“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因天地会组织致公堂在华侨中有众多的成员，为同保皇派争夺群众，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即元帅。接着他来到美国，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协助下，举行了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并代为重订致公堂新章规程80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但因美国华侨风气尚未开通，注册收效不大。于是孙中山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抵达欧洲。190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相继建立革命组织，发展留欧学生60余人。
在此之前一年，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10余个革命小团体，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均投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且都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在1905年春天前后陆续来到日本。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孙中山已成为革命者众望所归的领袖，被称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通过革命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把相继出现而又散见各地、组织狭小、力量有限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以便领导全国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
因此，孙中山于1905年7月19日从欧洲返抵日本，同在日本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小明王韩林儿）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多数人的支持。
7月30日，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建立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人员分属17省籍，唯甘肃省因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理由、形势、进行方法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与会者一致赞成。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表示异议，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的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还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反复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政治纲领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有些人不同意把“平均地权”列为政纲。对此，孙中山作了详细说明，指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最后，政纲获得通过。会议随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并推举黄兴、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作者，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1300多人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能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同盟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已佚失。今见到的是1906年5月16日改订的《总章》，共24条）；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除总理一职已经筹备会确定为孙中山外，又以投票方式选举了总部各部负责人，推选了各首主盟人。依照《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被任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总部统一领导下，各地分设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支部部长由总理指任，分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各国设立分会。当时设想，不但机关有组织，全体党员亦仿照军队，建立营、队、列、排等各级组织，以保证组织的坚固。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次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亦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同盟会是一个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又通过《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一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一面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迁至南京，旋又迁回上海。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政府为仿行宪政，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事件。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曾推行“变法新政”，结果却是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战争，最后竟然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庞然大物的俄国，还引发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认为日所以胜，俄所以负，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俄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日胜俄负，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负。于是，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奔走鼓动下，逐渐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这些代表人物也就被称为“立宪派”。1904年以后，他们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俄之战实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同时他们又多方结纳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力图依靠这些实权派人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
受立宪派的影响和日俄战争的刺激，考虑到本身的利益，一部分官僚也打出了“立宪”的旗号。1904年和1905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相继奏请清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清廷迫于形势和压力，于1905年7月初召集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和派员出洋考察政治；7月16日发布上谕，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四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共计五大臣出洋考察。
9月24日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阻击。五大臣中绍英、载泽受轻伤，出国考察只好暂缓启程。后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因遇炸受伤未愈），合原已定之载泽等3人仍为5人前往。五大臣按原方案分两路：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于12月2日从北京出发；一路是戴鸿慈、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于12月11日从北京出发。在分别访问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各国政府官员，听取对方介绍“立宪要政”，同被访问国的专家，“探讨立宪原理”，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市政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实地了解，由杨度、梁启超等代笔拟定考察报告。1906年夏，除李盛铎因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外，其他四大臣先后归国。接着，他们便奏请朝廷“改行立宪政体”。在对比了中外不同体制后，他们指出：中国“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治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宪。载泽更在密折中针对反对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立宪对清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日皇位永固”；“一日外患渐轻”；“一日内乱可弭”。“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在听取了这些意见后，经反复权衡，西太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因此，五大臣出洋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为延缓其统治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也是在内外形势逼迫下所作的某种有限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