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爱国运动的中心在上海，青年学生行动起来，首先履行抵制办法。美国开办的学校教员、学生纷纷离去。5月22日，清心书院“全学解散”；同日，中西书院停课，学生退学。在运动中，工人群众的行动尤为积极果断。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洋布业、面粉业等7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不进不卖美货。会后，又有钟表、印刷、航运等70多个行业签押。同时，各省会馆、工人、学生、妇女界等也集合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共同抵制美货。7月28日上海报关行召开特别大会，一致决议，各商所定的美货“凡属六月十八日（7月20日）以后所定者，一律不代装运”印刷工人免费为抵制美货印制宣传品，几个月内，上海各界组成的抵制美货团体共24个，参加抵制的有76个行业。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公电后，群情愤激，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首先不购美货。京师大学堂在暑假开展宣传活动，留校同学任文字宣传，回家同学到各处演说。学生同盟会向各校发出通告，要求学界，“凡自一书一籍一纸一墨以及（至）校具杂物”都不买美货，以示“人心之固”。
天津商务总会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召集在津各帮商董会议，到会200余人，均画押，表示以后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所到之帮，凡素日购买美货者，均画允从此不买美货”，“如有违者认罚银五万元”，以示抵制决心。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也邀集26所学堂代表集会，议决不买美货。
广东旅美华工、华侨人数最多，当反美运动兴起时，广东的反美斗争尤为激烈，坚持时间也最长。5月27日，广东七十二行商、八大善堂代表连日讨论抵制办法。6月14日成立了“拒约会”，21日改名为“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议决：“一、不定美货，经众决定，特举出专员分赴各行请盖章签订公约；二、宣讲员定二十二日起到各处宣传；三、印发章程和美货图表等件，分送本省各城乡镇埠和外省各埠，便所周知。”随后，南海、佛山、顺德、香山、江门、潮州、汕头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不用美国面粉，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建筑工人不给美国盖房子，一些美国人开的学堂，学生纷纷退学。广州的拒约宣传活动很活跃。8月出版了《拒约报》，在《祝词》中声言：“不有苛例，此报奚作，苛例不删，永不殂落，伟哉此报，伟哉拒约！”9月，《时事画报》和《觉报》出版，均以宣传时事及拒约运动为宗旨。全市各社团的演说会、演唱会，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一些以控诉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华侨和宣传拒约运动的讲词、粤讴、南曲、歌谣等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在留日四川籍学生的鼓动下，四川全省学界首先决议不用美货。留日学生写信劝其亲友响应抵制美货运动，旅沪蜀商也写信返乡，动员四川商界联合抵制美货。
武汉三镇各界成立各种拒约团体，连续召集会议，呼吁国内外同胞“坚持到底，勿背初心”。10月初，“各码头小工亦相约不运美货”；三镇裁缝同业“一百余家皆签名应允”，概不做美国布料。拒约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南京、苏州、镇江、扬州、芜湖、汉口、成都、重庆、杭州、南昌、桂林、青岛、济南等60多个城市成立了“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进行抵制美货运动，卷入运动的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投身到了抵制美货的斗争中来，海外华侨和留学生遥相呼应，函电声援国内的运动。当1905年8月运动达到高潮时，旧金山华商特电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同乡会）支持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坚持到底，并汇款给广东拒约会作为经费。旅日横滨、神户的华商一致议决不与美国银行交易，也不用美船装载货物，不买美国货物。海外侨胞给国内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广东拒约会宣布：“侨民关怀祖国，能牺牲钱财，图共同之利害，内地同胞亦当奋力担任，以争国权！”越南华侨致电广东拒约会：“抵苛约，伸民气，全球注目，关系甚重大，内外需始终坚持，勿为压力解散，至为外人逆料。任彼开衅，拚以四万万人之热血退之，无中馁。”菲律宾华侨拒乘美国轮船，新加坡华侨不搭美国的电车，澳洲华侨开会、捐款支持国内的反美运动。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奔走于北京、天津、上海各地，阴谋干涉破坏，他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迫于美国的压力，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发布上谕，说抵制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竭力压制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的反美运动受挫。两广总督岑春煊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以破坏广东的反美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反美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严重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便消沉下去，广东的反美运动坚持较久，一直坚持到1906年底。这次反美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历时半年，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斗争，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
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20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1902年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1903年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1904年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即废除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紧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年夏间，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1907年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150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益。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民意，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说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等。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1911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
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1907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期为60年。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1905年2月，山西巡抚张曾敷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14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Sotow，Sir，EmestMaSon）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343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1034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3月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在该年10月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1908年1月22日，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275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
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澄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民报》创刊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它在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民报》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于1905年6月3日，其主要成员有田桐、白逾桓、宋教仁、陈天华等，大多是两湖地区到日本留学的进步青年。《二十世纪之支那》只出了两期，便由于鼓吹革命和抗议日本侵占辽东半岛，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安宁秩序”的罪名，强行没收刊物并勒令停刊。8月27日，议决由宋教仁代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移交，黄兴代表同盟会接收。同盟会接办后，改名为《民报》，暗寓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一革命宗旨。
《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到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号，1910年1、2月，又在日本秘密印行第25、26两号，对外则说是在巴黎出版。《民报》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纲领为宗旨，以倾覆现今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等六大主义为方针，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流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