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梁启超为首的政闻社本部由日本迁往上海，并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看到清政府立宪并无诚意，遂陆续派代表进京请愿，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电请速开国会，从而在全国形成一股速开国会的政治浪潮。对此清廷一面予以压制，一面被迫作出一些姿态，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许诺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并在各省首先筹备谘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清廷实行这些举措并不是要真正实行立宪政治，而是为了巩固其“君上大权”。11月，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3岁幼子溥仪被立为皇帝，改元宣统，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监国。载沣一面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一面与其弟载洵、载涛三人共掌大权。
清政府再加20万元的赏额通令缉拿孙中山，日本政府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查封。（民报）自创办以来历时两年，共出24期，1910年又在日本秘密出版两期。在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群治学社。孙中山、黄兴等人继续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先后领导了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均告失利。此后，孙中山、胡汉民等总结斗争经验，开始把发动群众的重心向新军和会党转移。
本年，美国国会通过退还庚子赔款案，决定将一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作为对华进行文化侵略之用：中英两国在印度订立《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达赖喇嘛来京，诏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命即回西藏。清廷因（新世纪）杂志语多悖逆，禁在国内行销；《新民丛报》亦于年底停刊，共出96期。
山西收回福公司
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收回利权运动，到1906年至1911年间达到高潮。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在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中，山西人民收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的交涉时间最久，影响深远。
自同治年间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勘矿报告发表后，山西的丰富矿藏为列强所垂涎。英、意商人于1897年合股成立了福公司，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福公司（PekingSyndicate Ltd）又译北京银公司，开办资本两万英镑，名义上是由英国和意大利资本家共同组织，但在伦敦注册，并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婿罗翁侯爵担任总董，它实际上是一家英国企业。次年，福公司通过山西商务局，签订了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60年。合同签订后，福公司一直没有勘查开采。义和团运动后，山西绅商发现原定合同有碍华人矿业的发展，成为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严重障碍，曾多次与福公司谈判，试图挽回已失利权，均遭福公司拒绝。在山西巡抚张曾撑等支持下，绅商便于1905年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借以抵制福公司。福公司依靠英国公使萨道义（E.M.Satow）的支持，不准中国人开矿，说它在盂县等地有“专办”矿务的权利，要求山西商务局封闭各地已开土窑，并到处插旗开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明非经福公司允许，“无论华洋何人何公司皆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
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慨，商务局也不敢擅自答应福公司的要求。平定州各界于1905年组织“矿山会”，约定矿地不售给外人。同年12月，晋绅解荣辂、梁善济等300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危害，要求收回福公司的矿权。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等学堂学生千余人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同意，不能生效，并主张筹款收回矿权。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山西矿权，指出山西人民有优先开采权。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籍留日学生代表的名义回国，借争矿问题“做了许多文章，暗地鼓吹革命”。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中，揭露了清政府卖矿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利权同反满革命结合起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对清政府卖矿罪行深感愤慨，竟于1906年10月13日蹈海自杀，他在绝命书中悲愤地说：“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东京留日学生和太原、平定州等地群众先后为李培仁召开追悼会，掀起群众争矿的热潮。
在此期间，山西绅商派代表前往北京，与福公司谈判废约；同时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筹备创设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保晋公司正式成立，推举渠本翘为经理。渠本翘，祁县人，山西票号大股东。1892年中进士，曾为内阁中书。1902年在太原创办双福火柴公司，后又陆续投资于新式工业。保晋公司成立后，立即在盂县、平定州、潞安各地开煤井数十处，并按太原矿业公会的办法，规定矿地不准售予外人。
在谈判过程中，福公司迫于山西人民的斗争压力，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提出中外合办矿务的方案，表示可容纳华股并选晋绅一名担任福公司董事。绅商代表坚持废约自办，但担心人民群众“排外”，引起“国际交涉”，遂表示愿付赔偿费，以达到“赎矿自办”的目的。福公司不肯答应。随后，它又提出只许中国人用土法开采，不许使用机器的无理主张。遭到山西代表的驳斥和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山西绅商学生各界闻讯后，于1907年11月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到会万余人，各界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做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同时，平定州等地绅民大会相继决议，禁止向福公司出售矿地。山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福公司无计可施，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转而凭合同讹诈。经过多次交涉，1908年1月20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订立《收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议定所占矿产由山西绅民以银275万两作赎款，将盂、平、泽、潞各属矿权全部收回。山西人民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钦廉上思起义
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是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西上思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人钦廉发动起义。
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1908年3月27日向钦州进发。29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31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4月2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敌三营尽溃。
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共缴获快枪400余杆，弹药无算，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3000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40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栗”，频向粤督告急。
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
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退入十万大山。
云南河口起义
又称戊申河口之役，是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河内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策应黄兴在钦、廉、上思起义的行动。河口是滇南门户，当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上通蒙自、昆明，左通蛮耗、普洱，右通剥隘、广南以达桂边；其地处边陲，是铁路工人和游勇聚散之地。
1908年4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返戈助战，至午后4时清河口副督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获快枪4000支，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