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年），翁同和第一次入军机，当时法国侵略者入侵越南，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法军连续进犯越南谅山，窥伺广西，海军以游历为名，驰入福建马尾军港。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翁同和、李鸿藻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极力主张援越抗法，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放弃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恭亲王则更是安尊保荣，但求战争不打到国内，认为求和是唯一办法，于是清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问题上，翁同和与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应越南政府邀请与法军作战的，曾多次挫败法国侵略军，在著名的纸桥战役中歼敌二百余，并击毙了法军头自李威利。翁同和称赞是对法战争“第一捷音”。在军机会议上，他提出要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提供军饷和器械。而法国侵略者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把驱逐黑旗军作为停战条件。
对此，李鸿章曲意逢迎，认为不消灭黑旗军，将来由法军自行驱逐，则边患更大。翁同和极力反对，气愤地指责李鸿章“直视刘团为眼中钉，不知安于何心！”但是，由于军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加上慈禧、奕诉犹豫不决，黑旗军终因孤军元援，节节败退。翁同和十分忧沮，断言：“日后大局可危。”他在日记中一再表露他身居高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羞愧。
中法战争失败后，国内爱国人士纷纷上书参劾恭亲王奕诉和军机大臣，主张“杀李鸿章”。慈禧下令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教授光绪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年），载？已亲政，翁同和再次入军机处。这年二月，日本出兵朝鲜，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后，光绪传谕翁同和：“甲申办理失当，比番须整顿。”并连发迎战上谕，力主对日一战。翁同和对此十分满意。当时朝臣中一批清流，包括新进的知名之士张謇、黄绍基、文廷式、吴大？等，深恨中法战争中主和派所带来的后果，希望这次扬眉吐气，所以也是一片主战之声。但是，手握军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故伎重演，主张静守勿动，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造成日军步步进逼，清军一战即溃的局面。甲午战争一开始，翁同和电促李鸿章出兵援朝，李鸿章却以兵力不足拖延时间，仅以三千兵屯仁川、牙山一带，徘徊不进，以致失去战机。中日战争爆发后，翁同和先后从全国调集数十万援军开往关外前线，他还以户部名义向外商银行借贷六百万英镑，充作军饷和用以购置器械，又与海军衙门筹商向英国、智利、阿根廷等国购买军舰，在督办军务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黄海战役中，北洋海军受到重创。主战派纷纷上书要严办李鸿章，光绪下旨严责其罪，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为了扭转危局，翁同和提出陆军宜催援军速进；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而李鸿章却命令北洋海军躲进威海卫，结果导致坐守待毙、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也节节败退，终于丢掉了辽东。只有电传旨意而无直接指挥权的翁同稣至此只能唉声长叹：“然天意己定，似不能回矣！”
中日议和时，日本提出割让台湾。李鸿章以日本索银为由，向户部施加压力，要求朝廷给他割地之权。翁同和是户部尚书，尽管他知道巨额赔款一时很难筹措，但他还是表示，户部当尽一切努力，而台湾万不可割。他向光绪力陈，如果台湾丢弃，“从此失天下人心，也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翁同和还亲自去恭亲王府，想说服奕诉。在军机会议上，当主和派孙毓汶拿着和约稿本要光绪用印时，翁同和力请展缓时日。
孙毓汶以“延误和议，贻误国邦”压翁同和时，翁同和严厉反驳，说：“苟且求和，丧权辱国，才是误国罪人”一番话说得孙毓汶无地自容。当慈禧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翁同和与光绪相顾挥泪。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和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
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6年后，甲午战败，康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和认康为奇才。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得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11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和见到比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宫的职权，准备引进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见时，足足谈了二个多时辰。临别，翁同和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日读变法书，和前判若两人。
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和引进康有为等人分不开。翁同和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之良，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和和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和，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和“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和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和开缺回籍。这对维新派和光绪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光绪听到慈禧的严谕后，“惊魂万状涕泪千行”竞日不食。翁同和听完殊谕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入宫谢恩，遇见光绪御驾，光绪回顾无言，翁同和则黯然神伤，师生作了最后的告别。为了免遭不测，翁同和的学生张謇等人力劝他即速离京。于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京都，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家乡一常熟，开始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他在虞山鹁鸽峰祖茔旁筑瓶庐山庄，基庐前开凿了一口能容纳他肥大身躯的井，随时准备自裁之用。1904年7月3日，卒于常熟故居。临终前，他还口授遗疏，希望光绪励精图治，使中国逐渐富强。并口占绝笔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1910年即慈禧太后死后第二年江苏士绅上书朝廷，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职，恢复了翁的生前全部官衔并谥“文恭”。其著作有《翁文恭公日记》和《瓶庐诗文稿》传世。
守疆保土洋务首领——左宗棠传
一、自比诸葛其实副之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平时喜欢作豪言壮语的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左观澜，是个禀生，有很好的学问及修养。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中举，以后三次参加利部的考试均没有考取，于是他断绝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打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与兵法，他曾经自比为诸葛亮，人们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非常欣赏他，认为在举国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才能超过左宗棠的。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贸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渤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疏，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但左宗棠的仕途并不明朗，左宗棠快40岁时，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皇上一心想求得贤相，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咸丰初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到了省城，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他聘请左宗棠为僚幕，但左宗棠不应召，后经胡林翼诚恳相劝后，左宗棠才出来，做了长沙县知县。又由于守卫长沙有功，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及后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回到家乡隐居，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再次用计谋硬拉左宗棠的出来辅助军务，依赖左宗棠如同自己的左右手，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炭发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左宗棠的同乡郭嵩焘在朝廷中任编修，一天，咸丰皇帝召见他，问道：“你认识有个叫左宗棠的举人吗？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正式出外任职呢？年纪有多大了？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意思，应当赶紧出来为我剿灭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非常地说：“皇上得贤相的日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