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拉着你的手，却见不着你的脸”，“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叫我才走”……近几年，各类关于雾霾天气的调侃段子在网上广泛流传。这些段子对雾霾的描述虽然有加工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形象地反映了雾霾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2013年1月，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明显增多，成为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2013年2月20~26日的雾霾天气，持续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波及中东部大部分的地区，覆盖面积达143万平方千米。其中，重雾霾地区为81万平方千米，北京、天津、济南、郑州、石家庄等城市都在其笼罩之下，这次雾霾成为我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雾霾天气。相关报告显示，在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仅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空气质量标准。更为严重的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就有7个是在中国。到了2014年，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仍有80%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长三角、珠三角，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大面积雾霾频繁发生，引起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正确认识雾霾，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来应对，成为当前摆在每一个国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
气候变化及生态安全
气候变化及其负面影响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和21世纪最大的全球挑战之一。雾霾，以及雾霾背后所预示的一个国家正在和将要面对的巨大生态安全危机是所有这些挑战的重中之重。这种挑战对于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等多重任务的中国来说，意义尤其不同。
雾霾是对生态安全的一记警钟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命维护系统和最基本的物质资源，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生态系统的演变史。但越来越频发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危害到人们的健康，同时也给环境、气候、经济等方面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雾霾，是对生态安全的一记警钟。
雾霾的主要成分是空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和固体颗粒物，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包括黑炭、有机碳、硝酸盐、硫酸盐、地面扬尘、建筑尘等固态颗粒物成分，以及氮氧化物等气态污染物。这些颗粒物通过对太阳光的吸收、散射或反射，降低了大气能见度。在雾霾中，PM2.5是“罪魁祸首”。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被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其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中含量很少的组成部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输送距离远、停留时间长，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制造大国，发展工业是无法绕过的。但中国的工业水平长期以来处在高耗能、低产出的低级阶段，正在将脆弱的生态环境逼到绝境。雾霾肆虐反映出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生态安全的脆弱现状。根据监测，PM2.5的主要来源有5个。一是汽车排放的尾气。近年来，随着城市汽车数量的增多，汽车排放的尾气量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其对城市空气中PM2.5的“贡献”高达60%左右。二是建筑工地的扬尘和道路扬尘。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道路扬尘是PM2.5的一大主要来源，占到PM2.5来源的20%左右。三是冬季取暖时燃烧煤炭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四是工厂制造的二次污染。工厂在生产时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废水严重污染当地空气、水源，危害附近群众的身心健康。五是农村秸秆、木柴等生物质的燃烧以及垃圾焚烧产生的烟尘。这几个雾霾主要来源，正是中国生态环境的软肋。大城市病所造成的汽车无序扩张，钢筋水泥森林造成的热岛效应，都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元凶。而原有的生态安全保障在雾霾面前显得形同虚设。
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反映在它的相互依存之中，这种依存形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但生态承载能力非常有限，极易超过自身修复能力。而一旦超过一定的阈值，将严重削弱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导致环境难民、政局动荡等生态安全问题呈现。频繁出现的雾霾，其实就是人的活动对自然的破坏超出了大气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再加之一定的气象条件而生成的一种现象。雾霾，是自然对人类的最后的警示。
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很多，除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等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破坏很大，造成了大面积的雾霾天，同时水资源污染、地表污染也很严重。其中，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数据显示，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摄氏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出警告，最近50年二氧化碳等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大幅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增强，致使全球气候变暖。[1]气候的变化不仅大大加大了资源环境保护的成本，对国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也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也成为一国与邻国的外交交涉的内容。美国著名学者诺曼·美尔斯在其《终极安全》一书中指出：“可以把环境问题视为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地球环境，环境问题很可能将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个案研究表明，在许多地区，环境已成为安全事务中一个基本的因素，而且在未来它将继续处于世界各国安全考虑的中心。”[2]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对生态安全重视程度的不足，与生态领域安全威胁相比，公众更多关注食品安全、水安全、空气安全等个人生活领域的安全，因为这些安全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但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态安全，造成的危害更大、更持久、更难以治理。同时，由于生态安全威胁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反而不断累积、发酵。越过一定阈值后，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和消纳能力，造成整个生态系统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退化。
作为非传统安全的生态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用以保护个人、社会、国家的切身利益和自然环境免受人为的和自然的因素造成的威胁的能力和水平。从范围上看，生态安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际生态安全，或说全球生态安全。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这种特性使得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传统主权观的挑战。[3]二是国家生态安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承载能力和水平，其生态环境状况是否对本国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造成威胁，以及这个国家的生态治理的现代化程度。三是地方生态安全。即一个国家内部的各区域、各领域中所发生的水污染、荒漠化、沙尘暴、臭氧层破坏、生物物种锐减和气候异常等生态环境状况。
2014年4月15日，我国对生态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天，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明确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由此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
生态安全是终极安全。俄罗斯学者指出：“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5]随着全球环境与资源危机的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步发展为生态安全问题。生态安全问题是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除了雾霾污染，还有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近海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以及沙尘暴、石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它们直接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6000美元，面对的却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6]，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不仅如此，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人们就无法正常生存，甚至会造成一个社会的瓦解。历史上古埃及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的相继衰弱和消亡，都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密切联系。因此，没有生态安全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
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维护生态安全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7]“总体国家安全观”创造性地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工作思路与机制路径，是新时期下的“新国家安全观”。
国家总体安全，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超巨复杂的体系。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首先都必然也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8]
守护绿水青山，留住白云蓝天，是全体人民福祉所系，也是对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过去强调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复杂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在生态安全日益上升为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问题时，就必须用新的方式、新的策略构筑新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部署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围绕这些方面，我们将强化科学治理，推广适用技术，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重点区域和关键领域为抓手，实施重大战略性生态工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各类社会主体投身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放在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构筑起一道坚固的生态长城，让当代人受益，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