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达到了9.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7%[15]。与历史上的大国相比，中国的发展奇迹既打破了美国奇迹的纪录[16]，也打破了日本奇迹的纪录[17]。与同期世界各国相比，哪怕是中国各省区的GDP年均增长率也普遍高于很多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计算，在1978~2008年间，中国是世界上可统计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GDP年平均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即使是32个省市自治区中GDP年平均增长率最低的青海省，其GDP年均增长率也高于世界第二名的新加坡（为6.92%），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发生于全国各地，尽管各地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还令人惊异地创造了基础设施奇迹，即实行基础设施跨越式的大建设、大发展，其规模已经超过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铁路奇迹和20世纪50~70年代的州际高速公路奇迹。在改革开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短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18]，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中国加速了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第一次扩大内需，到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实行国家信息化战略，再到后来的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以及过去三年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第二次扩大内需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均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的发展，主要指标已居世界前列。
中国的铁路里程已经从1998年的6.64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9.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之后。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国家快速铁路网营业里程将达到4.5万公里（将位居世界第一），连接全国省会城市并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从0.87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7.4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仅排在美国之后。根据“十二五”规划，国家高速公路网营业里程将于2015年超过美国，达到8万公里，有效连接全国省会城市，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中国内河航道里程位居世界第一，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建成重庆长江上游、武汉中游航运中心。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形成上海、天津、大连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建成20万公里的33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宽带网用户和有线电视用户数均大大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技术最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基础设施从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转化为经济加速器，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构成因素。
基础设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这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又是一个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一切改良中，对交通运输的改良最为有效。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罗森斯坦·罗丹最早提出了大推动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应当优先发展。沃尔特·罗斯托也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世界银行发表的《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是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集大成之作，它重点讨论了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基础设施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和资料，国内经济学界在类似的研究方面成果十分有限。现有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对中国基础设施奇迹给予高度关注和总体描述，也没能从经济学视角予以实证分析。我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由于当时的数据资料有限，我们很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深入探讨。交通运输部委托国情研究中心与交通科学院合作一项重大软课题项目“交通与发展研究”，该项目从国情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过去3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做出整体评价和系统评估。它把中国交通运输业30年的发展比喻为一场规模巨大、令人瞩目的交通革命，并将其动因归结为需求拉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即在需求拉动和投资驱动下，通过改革基础设施融资体制，建立激励相容的投资机制和创新高效的管理机制，促进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和投资。中国的高速公路和农村公路发展已经作为成功案例，由世界银行推荐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学习。
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再次委托我主持“交通运输的外部性测算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相对于第一个课题，该项目难度更大，不仅要求有第一手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而且还需要创新的分析框架和计量经济学手段，于是我将这一难题交给了2008年新进站的博士后刘生龙。刘生龙以此作为博士后出站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专著《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及其溢出效应》。
刘生龙主要考察和定量分析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溢出效应，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与基础设施奇迹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再验证我们先前的预测结果。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国内外几乎所有研究者的预期，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几乎所有预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们都太保守了。几乎所有的预测者都大大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使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会低估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呢？刘生龙从独特的视角给出了部分答案：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其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人力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劳动力迁徙等，都具有“正外部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些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正外部性”会加速经济增长，这正是我们这些预测者低估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原因之一。
刘生龙在这个问题上的创新之处，是将现代的经济计量技术应用到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测算中，并构造了基础设施外部性的理论模型。在理论方面，该书主要通过两个模型来从理论上探讨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第一类模型是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基础设施变量，这个基础设施变量不仅是产出的投入要素之一，也是技术进步的促进因素之一，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基础设施既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第二类模型主要运用现代空间经济理论证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实证方面，刘生龙应用了多种经济计量手段，对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外部性进行了定量测算。刘生龙的著作独创性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溢出效应，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济学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或许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体，与此同时，中国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这就需要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总结思想，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出谋划策，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从实践中创新知识，又以公共知识来服务于社会、贡献于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端人才培养上。我十分欣喜地发现，当代的一些青年学者既能够深入地认识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又受到了良好的西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训练，能够将西方一些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应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并有十分强烈的创新意识。我一直对我所指导的青年学者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学有所成，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和成功，因为你们的成功才是我最大的成功；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超过我，就像我们超过前人一样。”希望包括我所指导过的青年学者在内的广大青年学者能够不断创新，以知识报国，为中国的学术进步和民族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为什么走渐进改革之路[19]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无可争辩地被载入世界现代化的史册。据世界银行估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所花费的时间是58年（1780~1838年），美国花了44年（1839~1883年），日本花了34年（1885~1919年），巴西用了18年（1961~1979年），韩国用了11年（1966~1977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1977~1987年），[20]大大超过英、美、日等国当年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与苏联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条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条件存在明显的差距。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苏联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购买力平价）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价），苏联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大高于苏联，中国为82%，而苏联为26%，苏联的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大大高于苏联，中国为71%，苏联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苏联，中国成人文盲率为31%（1982年数据），苏联为2%；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苏联则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苏联的相比，差异也甚大。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如俄罗斯那样的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GDP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不相同，所取得的改革结果也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与1978年相比，1994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罗斯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21]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报告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条件有4个：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经济结构的变革，中国选择了适合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22]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23]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从人力资源理论这一新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的；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等。
王辉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它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特征，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用王辉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其转向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