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进驻瓦窑堡
民国二十三年（1934），陕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在境内成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境内大部解放。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由延川县永坪移驻于瓦窑堡，瓦窑堡遂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十月十九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吴起县，经短期休整后，于十月底经保安东进。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听取了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有关西北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后，随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下同）。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由毛泽东率第21军团南下与红15军团会师并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十一月五日，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在安定县瓦窑堡（今子长县）成立，后方办事处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部、武装部及红军学校。周恩来任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其后不久撤销聂洪钧职务，刘志丹任副主任。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数百人经安塞进入瓦窑堡城，受到了瓦窑堡群众的热烈欢迎，游击队、赤卫队自觉维护秩序，万余人手拿三角彩旗从瓦窑堡城南门口一直排到芽坪（距瓦窑堡城南5华里）的道路两旁欢迎中央红军到来。十一月八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供给部部长，贺诚为卫生部部长，杨立三为兵站部部长，戴季英为动员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先后由钟赤兵、袁国平、罗荣桓担任。办事处四科科长由雷恩钧担任。办公地址设在瓦窑堡二道街前河滩紧靠东城墙的大院内。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转道安塞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同时迁驻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遂成中国革命的红都。
第二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十三日，为了庆祝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瓦窑堡市委在瓦窑堡北齐家湾坪举行祝捷大会。大会主席台前上方悬挂“粉碎第三次‘围剿’祝捷庆功大会”的横幅，两边张贴着“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大幅标语。这是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后举行的第一次庆祝集会。所有中央、省、市机关干部，在后方养伤休息的红军，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大学学员，瓦窑堡市赤卫队、少先队队员，白军学习班学员，瓦窑堡市民及附近村庄的百姓1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主持，宣传部部长吴亮平、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先后讲话，少共书记郝玉堂代表赤卫队、少先队也作了讲话，他们历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三次“围剿”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罪行，号召苏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慰问红军，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树立彻底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的坚强决心。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委联合发起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的号召。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瓦窑堡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同胞团结起来，统一抗日。《抗日救国宣言》的发布，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十二月一日，瓦窑堡召开“反日讨蒋同盟”代表大会。
刘少奇、胡耀邦出席会议，郭洪涛作报告，报告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的罪恶行径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会议选举蔡乾、成仿吾等17人为“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筹备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活动。十二月十一日，消息传到了瓦窑堡，在瓦窑堡市委的领导下，各界4000余人举行反日讨蒋沿街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瓦窑堡中山广场，刘少奇登台发表重要讲话，邓发介绍了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的广州起义。瓦窑堡的抗日行动得到了宋庆龄、鲁迅等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唤醒了民众，分化了敌人，也极大地缓解了蒋介石集团对根据地的压力，使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壮大。
第三节保卫瓦窑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井岳秀部从瓦窑堡北进犯瓦窑堡，想一网打尽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当时红军主力大部驻防甘泉，瓦窑堡附近只驻陕北省委指挥的独立团。虽然境内游击队奋起抵抗，但敌人还是逼近距瓦窑堡城东北30里之地黄家川一带。面对来犯之敌，军委后方办事处、陕北省委、瓦窑堡市委紧急动员瓦窑堡群众、赤卫军1500余人配合红军作战。从瓦窑堡东面的吴家寨子到北面的赵家台一线，布满了从各区各乡调集而来的赤卫队、少先队。井岳秀部见红军武装力量雄厚，于十二月十五日早晨撤军逃向绥德方向。
为确保党中央在瓦窑堡的安全，抵御各方向国民党军的威胁，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军委大院的会议室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张云逸、刘志丹、阎红彦、肖劲光、宋任穷、蔡树藩、谢嵩、郭洪涛、马明方、钟赤兵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把陕北各区县骨干游击队改编为主力红军。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卫戍司令刘志丹负责将横山、绥德、靖边一带的独立部队、游击队集中改编为红28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杨森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共计1200余人，担负瓦窑堡的防御任务。由肖劲光负责将甘泉、富县一带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红29军，下辖两个团700余人，军长肖劲光、政委朱理治、副军长兼参谋长谢嵩，担负瓦窑堡南部的游击任务。阎红彦负责将清涧、延川、延长、延水、延安游击队联合起来，改编为黄河游击师，下辖三个营，共600余人，阎红彦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担负黄河沿岸的警戒任务。
第四节纠正肃反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前，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拥有红26军；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拥有红27军。二月五日，双方经过协商，在安定周家崄（今子长）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在各个苏区贯彻其左倾路线，在各苏区设立中央局、中央分局代表机构，并派中央代表进驻。这些机构和代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被授予可否定苏区党委、解散党委的权力。
同年七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先后派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朱理治、原中央组织秘书聂洪钧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一说中央代表团），领导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处理陕北党所谓“右倾”问题。
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认为陕北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
九月十七日，代表团在延川永坪娘娘庙召开会议。会议撤销陕北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举陕甘特委，归省委领导，撤销西北工委。省委书记由朱理治担任，副书记由郭洪涛担任。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免去刘志丹的军事主席职务，由聂洪钧担任，戴季英任参谋长兼保卫局局长。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十月初，劳山战役刚结束，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遂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调刘志丹返回瓦窑堡。刘志丹行至安塞县真武洞时，路遇赴前线传达命令的通信员，他从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批示信里看到逮捕红26军和陕甘边领导人名单，他亦名列其中。为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刘志丹嘱咐通信员将信送往前线，自己星夜赶至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六日临晨，刘志丹刚进入省委大院，即遭保卫局逮捕。后高岗、习仲勋、杨森、杨琪、刘景范、马文瑞等60余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将领也被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保卫局，关押于瓦窑堡汇通川客店。保卫人员给他们戴以重镣，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手段昼夜审讯，索取口供。红26军团以下干部就地审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逐渐认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向朱理治、戴季英据理力争：“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在郭洪涛的坚持下，虽然瓦窑堡汇通川客店里已经挖掘好了活埋人的坑子，但未实施。因此，瓦窑堡的“肃反”过程中未杀害一人。
但整个苏区的大规模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引发了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对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间关系的误解和不满，陕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从赤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等人的反映获悉陕北正在肃反的情况后，立即派罗迈、贾拓夫带一个连队和无线电台作为先遣队找寻陕北红军和刘志丹。罗迈等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郭洪涛、程子华，得知刘志丹等关押于瓦窑堡的消息后，随即通过电台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指示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中央军委总政破坏部部长贾拓夫等人到达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工作，以防止事态发展恶化。十月三十日，王首道一行到达瓦窑堡，传达了中央命令，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并于当天下午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高岗、朱奎、王居德、王家娃（刘志丹警卫员）共1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