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中央局立即组成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罗迈、郭洪涛任委员。委员会审阅了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广泛进行调查，认为刘志丹等不是“右派”“反革命”，强加的罪状不能成立。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平反大会，会议由洛甫主持，博古、邓发、张浩、聂洪钧、戴季英及党务会成员和陕北部分干部参加。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列举大量调查事实肯定了刘志丹对革命的忠诚和面临危险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宽大胸怀。
他指出：这次肃反是错误的，同志们受了委屈，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是非，正确处理的，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希望受委屈的同志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接着王首道宣读了中央《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议》。《决议》决定给刘志丹等受冤者平反，待后分配工作；释放仍关押同志；撤销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职务、聂洪钧西北军后方办事处主任职务。
董必武、博古、刘少奇相继发言，高度赞扬了刘志丹等建军创地的事迹，批评了戴季英、聂洪钧等在肃反中的严重错误。最后由戴季英反省错误，戴季英讲话时态度恶劣，坚持“口供”材料确凿，不承认错误。与会人员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声泪俱下地历数了戴季英等执行左倾路线，用体罚、拷打、给鼻子里灌辣子水、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革命同志，尤其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当时会场一片唏嘘。面对同志们的委曲与愤怒，刘志丹深明大义，以革命利益为重做了表态发言，他说同志们应以大局为重，应该理解和体谅党中央的难处，今后多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
郭洪涛也反省了他在此次肃反中应承担的责任。最后，李维汉宣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关于处理肃反事件的汇报。十二月十六日，就这次肃反事件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董必武、王首道、贾拓夫、张云逸、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首先说明了召开会议的目的，然后由戴季英承认错误，但戴季英态度仍然不够诚恳，回避错误。对此，周恩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怒斥戴季英：“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与会人员都先后发言，纷纷表示这是路线问题，而不是个人恩怨，更不能借机私愤。十二月中旬，关押人员被全部释放。
第五节粉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央红军北上长征时，曾遭到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强烈反对，后其自立“中央”。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十一月五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彭德怀，他已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名义对外发布文件；毛泽东等今后行文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用党中央名义。其目的昭然若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临被分裂的严重挑战。十一月七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装扮成商人从苏联辗转来到了中央红军所在地瓦窑堡。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十八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诸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1、3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
我已带着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给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的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接电后，张国焘致电共产国际：毛泽东北上是错误的，陕北苏区及红军要接受他的领导，要共产国际承认他自立的中央。为了保持党内统一，十二月二十四日，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张国焘致电，表示了必要的妥协，只要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瓦窑堡的中央红军发生横向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二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原则上同意张闻天电报意见，要求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反对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由张浩协调动员张国焘应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北上抗日。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六日，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率第四方面军一部（另一部分西征）回到了陕北根据地。其分裂阴谋彻底被粉碎。
第六节瓦窑堡会议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其召开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尽管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可是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由于战事紧急，党中央一直未召开任何会议明确讨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形势不断得到好转，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专题研究探讨；二是红军长征以来，日本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急需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之有一个科学分析，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
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了国际代表大会精神，使国内的中共领导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出路。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的准备。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洛甫居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欧阳钦记录。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张浩、邓颖超、吴亮平、罗迈、郭洪涛出席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宣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并作了题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发言。然后由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
他指出：党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并提出了红军要生存、要扩大就要在40天内进行东征。经过讨论分析，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主要内容有：
一、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
三、红军应把精力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
根据《决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在广泛征求红军高级将领对军事行动战略的意见后，中央再讨论决定。
会议通过了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决议》指出：“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运动，震动了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主动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瓦窑堡天主教堂）礼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洛甫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央机关、陕北省委、瓦窑堡市科长以上及陕北根据地各县县委书记共4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从政治上批判了左倾错误。
经过讨论分析，确立利用一切力量向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的策略。同时中央派得力干部去领导华北抗日救亡工作。
第七节开创华北的抗日救亡工作
党中央率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面积侵略中国华北地区。华北地下党对此组织发动群众、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保证党在瓦窑堡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顺利地传达到华北，使华北的抗日救国行动有组织地进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转变白区工作问题，具体研究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和工作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最后决定派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去领导北方局工作，推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第二年二月，刘少奇抵天津开始领导华北地下党工作。首先，按照瓦窑堡会议的部署要求，刘少奇派周小舟、吕振羽密赴南京开展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洽谈联合抗日的问题。然后，他着手进行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60多位中共干部的营救工作，在驻瓦窑堡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帮助下，这批同志安然出狱并立既奔赴工作岗位，加强了党在白区的领导力量。
第八节东征与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虽然有了立足点，但陕北地瘠民贫，又经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民力疲惫，物资匮乏，红军的兵源补充和军需供应均受到限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与日军实行“共同防共”政策，将山西沿黄河一线20余县划为防共区，并在东岸构筑明碉暗堡，以孙楚指挥的晋军四个旅布防于黄河西岸吴堡一带，妄图阻挡红军抗日去路。西北中央局、西北军委为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打破国民党封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筹集资金，扩大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方针决定渡河东征。
东征部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中旬在瓦窑堡组建，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部队有：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集结待命。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军委工作会议，对东征进行具体部署。二月二十日晚，东征部队突破黄河天险，从北起绥德县沟口，南到清涧县河口的百余里地段用简陋木船、羊皮筏同时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