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获得的座谈会发言整理显示，与会专家们在发言中分别谈到了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继续发展的多重原因，其中不少人谈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整，并触及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经济的计划性，以说明“计划”绝非社会主义所独有。专家们还对竞争和股份制做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当时担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林毅夫提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人们在讨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甚至更强大而有竞争力，市场经济体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后来得到了改良和改进，其中就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10月会后，过了近两个月，座谈会在12月6日重启。这一天和此后的12月9日，专家学者与中央领导再度在中南海同一个会议室聚首，以四个半天的会期讨论第二个议题，即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参会者回忆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参会的郭树清会后公开发表了其发言稿，分为《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和《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三篇文章，较为完整地记述了这位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观点。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作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教条主义地理解公有制，认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时年71岁的蒋一苇10月间接到参会通知时，已经查出晚期肺癌，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不知自己能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先写了一份书面发言稿。后得到医生允许，抱病参加了会议。其时，这位当年编辑过《挺进报》的老地下党员身体已相当虚弱，发言却率直尖锐。
他直指，不应在分析重大历史现象时，夸大“和平演变”、“自由化”等意识形态原因，经济改革开放绝不容许倒退。
讲完后，蒋一苇即赶回空军总医院准备次日的手术。临行，江泽民和所有参会者起身为他送行……
座谈会：目标已明
讨论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中国改革自身的问题，题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当天用了半天时间，接着，12、13日连续两个半天，至14日则有一整天。五个半天的时间，足以使讨论比较深入。
2012年8月7日，张卓元向财新记者忆及21年前的往事。他清楚地记得：“我听完发言回来就跟我老伴说，‘哎呀，今天老吴非常解放！’”
当时，很多人的发言都要跟马克思主义挂钩，而吴敬琏则直截了当引用新古典经济学。他很鲜明地提出，应当采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解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他还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在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周小川则指出，市场有两项基本的功能，即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
在吴敬琏的记忆中，参会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管什么？是微观干预，还是宏观管理？“在这几个问题上，每个人表现出的理论深度确实不太一样。”
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年轻学者，着眼于以市场为核心的整个体系，而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
20年后回忆此轮座谈会，有参会者做出归纳，认为这“十一个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和解释，为十四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据与会者回忆，江泽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会议。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此外，乔石、姚依林等领导人有时间便来听会。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纪要后来形成了可供传阅的整理稿。
小平历史性的南方谈话
中南海风向渐转，但局势尚未明了。在1991年底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只有土地联产承包的政策明确作为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其他问题未能讨论。在党报舆论场上，直到1992年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依然处于下风。
1992年1月5日，北京的《理论动态》发表了一位理论权威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一文。文章称：“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是88岁高龄。他虽已经正式退休两年有余，但无法“过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国运仍是其责任所在。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十三，邓小平携家人乘专列，从北京站出发去南方“家庭度假”。正是这趟南方之行，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纷争画上了句号。
1月19日上午9点，火车到达深圳火车站。在这个12年前邓小平亲自划为特区的地方，邓小平视察口岸，远眺香港，走访企业，游览景区，每一处的谈话都紧扣改革，初看是谈深圳，细品则句句指向全国。
在谈话中，他以当时著名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的故事为由头，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了重要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从深圳蛇口码头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说，群众反映最大的是政策摇摆，下边执行起来也左右为难。
邓小平回答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一周后，邓小平途经广州、江西鹰潭前往上海，此时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四天。
在上海闵行开发区，邓小平再次强调，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正名市场经济
1992年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根据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谈话整理的讲话纪要已经完成。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中央“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同石破天惊，极具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改革的实践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动。”时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回忆录中说。
一年前因“皇甫平事件”受到“政治冷藏”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则激动地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曾有中央媒体记者跟随，但并未报道。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生动描写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同日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发了此文。两天后的3月28日，《文汇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文。
至此，“市场经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不再是危险名词。
1992年6月，原中顾委委员、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改革》杂志发表《不要再回避“市场经济”这个词》一文。他说：“直到小平同志这次讲话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文章中回避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我说回避使用，是指文章作者本人在思想上是接受这个词的，但人家都不用，自己也就不去用它。至于有一些在思想上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倒并不一定不使用这个词，但只是在对之进行批判时才使用它。”此后，于光远一连写了几十篇文章，并于当年8月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
全国上下舆论风向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不再是危险名词。1992年12月29日，88岁的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理由是：邓小平亲自到华南创建的经济特区视察，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
三、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市场呼之欲出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11点，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驻地北京西苑宾馆。
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房间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江泽民。
在电话中，江泽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做出安排，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这是我到国家体改委后做的第一件事。”楼继伟回忆说，他当时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楼继伟认为，易振球讲得很好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再进言
几乎同时，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其经济学领域的同事——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剑阁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当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吴敬琏认为，这种提法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通用语言，而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也不能突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
5月25日，前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正在太原出差。据当时陪同朱镕基出差的李剑阁（后调国家经贸委司长）回忆，下午正开着会，朱镕基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晚间散步时，朱镕基告诉李剑阁：“下午就是接到泽民同志的电话，商量能不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位深知现存经济体制弊端的副总理，积极支持了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三种提法
此时距离江泽民预定的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只有10天了。国内外观察家都判定，这次讲话将为十四大定调。
此时，讲话起草组已经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讲话前，江泽民再次多方征询意见，斟酌是否适合在党校讲话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最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明确的提法，出现在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
江泽民以讨论问题的方式指出，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江泽民还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做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