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的美国人，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从各地赶来，机场上几乎全是他们，受降的念头教他们高兴，他们急于想看见骄妄残忍的敌人怎样吞下这一颗自作自受的苦果。但是，他们不会完全懂得这次受降的意义吧！这是中国人民八年多来血泪的收获。它所带来的希望和欢喜，和它所带来的问题与戒慎，怕只有担负了战争的全部重担的中国士兵和农民才能充分领会。
而且，这次受降完全由中国方面主持，美军只站在一个顾问的地位。中国方面愿意把典礼弄得简单、严肃，乃至冷淡的程度，握手、军乐、欢呼都是不允许的。其实，何总长前一日晚间已经到达芷江，四个方面军的司令也都来到，第一招待所里充满了星章的将军，但来接待日本代表的是一位少校，此外仅有师管区的郑司令和担任警戒的新六军的团长，中国方面的人显得特别少，只有警卫的士兵，冷然握着枪杆站立。他们代表中国的士兵、农民，在这次受降中充当真正的主角。
记者团聚在指定日本代表登车的地点。两辆为他们准备的吉普车上插有白旗，挺引人注意。摄影记者急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到处攒动，和中国的警卫弄得不大愉快。
10时才过，四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来到机场上空，一架是盟方银色战斗机，一架是深色的双引擎机，翼下清楚地漆着两个太阳徽。人群开始骚动。八年来它一直是残忍和狂妄的象征，一年前它们还满载炸弹来到芷江，今天它载的却只有屈膝。忽然间一架战斗机顽皮地从高空对准日机冲去，又巧妙地掠过了机头，引起地面上一片愉快的哄笑。
……日本代表也带着矜持坐在车上，只有桥岛不时左顾右盼。车开动了，第二辆车如约开到记者群前面停下，顿时镁光横飞，一片照相机的响声，谁都怕这三分钟去得太匆匆。一位少将带了个相机预备照，看见司机不耐烦的样子，怕他不守约，放弃了自己的机会，过去拿钟看看时间，一直到整三分钟才放走那吉普。这时候没有一个日本人动弹一下，全都挺直地坐在车上，眼光下垂，只有那中国司机不愿意地掉过脸去，避免把自己跟这些沮丧的形象摄在一起。
三分钟后车辆开向不远的空军总站去，日本代表的住所安置在里面，给他们最简单的食宿，外面安下三道岗卫，没有特别命令，谁都不许进去。
……到下午三时半，今井就到七里桥中国陆军总部（前为空军四大队队部）谒见萧参谋长毅肃。总理遗像面前中间坐着萧参谋长，右边冷副参谋长和中国译员，左边是美军柏德诺准将和他的译员。陈少校引今井步入会议厅，今井面对萧参谋长行了一个鞠躬，萧参谋长并未起立回礼，今井坐下后，桥岛坐右，前川坐左。摄影记者又蜂拥而前，闪烁着镁光，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拿着镜箱，以临进之紧张姿势，挨近今井面部拍了一个特写镜头，颇觉潇洒。
李英记载了采访芷江见闻：
1945年8月20日上午，报社派我和陆铿去湖南芷江采访日本受降仪式。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受降仪式的地点改在9月9日的南京，芷江只是中国政府命令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他的代表前来听候指示的地方。
21日上午10时，由美军飞行员驾驶三架F-47战斗机飞临洞庭湖上空，监护冈村宁次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一行乘坐的飞机。
我们赶到飞机场，只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好容易才挤进采访棚，刚坐下不到十分钟，就听见隆隆的机声由远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的上空，绕场三周，一则表示对中国军民致意，一则向地面请示：是否准许他们降落。临场指挥官命令侍从从地面发出准许降落的信号，日机才徐徐降落在芷江机场上。日机一行八人，除今井武夫外，尚有他的随行人员：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等等。
舱门打开后，木村辰男首先出现在舱口上，他先向中方的翻译官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恭敬地问：“我们可以下机吗？”中方翻译官指示他们：“经中国宪兵检查后可以下飞机。”戴钢盔的中国宪兵进机舱检查后退了出来，今井武夫才率领他的七个随行人员垂头丧气地一个个下了飞机。这时，两辆插有白旗的中型军用吉普开了过来，八个受降使者上了汽车，中国司机驾车绕场一周，这时机场上的中国人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日本战犯！”“中国人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
今井武夫已经再也没有昔日趾高气扬的神气，一张脸绷得像死人的脸，站在车上，冷汗直流，身体发抖，不住地用白巾擦额上的冷汗。尽管今井武夫肩佩少将军衔，身着草绿戎装，脚蹬马靴，曾努力撑着想不失日本极右军人的骄横，但在这时却再也撑不下去了。
说起今井武夫，中国人并不陌生。1918年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在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任过日本驻华副武官，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他万万没有想到也有今天。
吉普车把今井武夫一行八人引到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休息，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及外交部司长邵毓麟，命令他们的随行人员，验明今井武夫八人的洽降代表的授权证明，才又送他们至住所听候指示。
当天下午3点，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正式接见今井武夫一行，向他们发布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指示。
接见会场设在离芷江市区约五公里外的陆军总部。主席台正中萧毅肃神情肃然，萧的两侧坐着中美代表，台下两侧坐满了从重庆、昆明、成都等地飞来的军政官员及新闻记者。
我见今井武夫和他的随行人员神色沮丧地走进会场，立正，向萧毅肃行九十度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似的挺直地站立。
吴其轺1918年出生于福建闽清，1936年，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学校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学习生涯无异于一次长征。他和他的同学们从杭州一直走到了昆明，由于条件限制，吴其轺并没有受到多少专业飞行训练。1941年毕业后，他被编入中国空军第五大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驻守芷江机场，军衔上尉。“芷江”这个地名在吴其轺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位置。湖南省芷江县，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城，因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保护和锻造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曾经给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提供机场而名震中外。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降使到芷江请降。吴其轺接到命令，随中队长张昌国中校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上午10点50分左右，吴其轺在洞庭湖上空发现一架飞机向西飞来。不一会儿，能清楚地看到这架飞机的机头机尾悬挂着长长的红布条。
此时，张昌国通知：目标出现。接着，中方四架飞机都将机翼摇动，向日机发出信号：我们是来押解你们的，而非打击你们。吴其轺驾驶P-51战斗机，跟随张昌国在靠近日机时，拍了拍飞机头，用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表示跟我们来，日机跟着吴其轺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向芷江飞去……上午11时11分，在吴其轺和战友的押解下，日机循芷江上空绕场三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11时25分飞机降落。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低头走下飞机。
今井武夫在满脸铁青的中国军人的示意下，摘掉随身携带的军刀，交给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日本军人无一人随身携带枪支和弹药。
美军援华空军给日本军人代表准备了从机场到洽降驻地的军用吉普车。吉普车的右方插着白色的旗子……下午3时20分，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四份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今井武夫签署了备忘录的收据，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洗雪百年国耻，抵御外敌入侵首次胜利最后的一页。
抗战老兵史文召回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亲历：
8月21日快晌午时，芷江飞机场上空像打雷似的，好多架中国战机转来转去，其中一架首先降落。不一会儿，一架涂着“红膏药”的日本大飞机落了下来。飞机前头挂着白旗，尾巴后拖着长长的红布条。据说这是事先命令日本人做的记号。紧接着，又有两架中国战机降落。“红膏药”上下来的是日本代表，有七八个光头鬼子，领头的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特务头子今井武夫。挨个儿被检查后，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躬着腰从神气的四十团官兵面前走过，上了同样挂着白旗的汽车。白旗就跟招魂幡一样，日本鬼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们是来乞降的。日本人后来说得要好听些，叫洽降。下午，中国代表萧毅肃参谋总长、冷欣副总长等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一至第五号交给今井武夫。备忘录具体规定了中国受降日本投降的事项。第三天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乞降代表，命令日本在南京签订投降书。
日本代表走时，头勾得更低了。真是大快人心！
严怪愚的《芷江受降侧记》回顾：
12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20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
25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校（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校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校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12时30分，陈少校即引导今井及其随员等八人，分乘吉普两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两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
21日下午3时20分，陈应庄等两位少校引今井及其随员分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