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到的飞机种类，不可算少，但还从来没有见过披挂红布条的飞机。那鲜红的布条衬着碧蓝色的天空，拂着云彩，御风而来，确实标致而新鲜。那是一架日本投降代表的飞机，这些压迫我们五十余年，侵我国土十四年的敌人，来芷江接洽投降事宜。
我们有六架野马式驱逐机去警戒这架挂红布的降机。空军第五大队十七分队队长林深先、队员许志俭、二十七中队队长周天民、队员娄茂吟，美国队员葛兰芬、乐威等六个幸运儿去担任这个任务。10时5分，这六架野马已经在常德上空盘旋着等待了。绕了三圈，周天民先在西南方向、洞庭湖上空五千英尺高度左右发现了一个小黑点，一摇翅膀招呼僚机娄茂吟看那架似曾相识的机子，那是一架九七式双发动战斗机改装的运输机。驾驶员兴奋起来，一推头冲到那机旁，打开照相机，对着挂红布条的飞机拍了一个优美的姿态。
日本降机找错了目标驾降机的那位日本驾驶员，他过了溆浦以后，根据他偷袭的经验，到芷江是沿江而飞的。然而这次，他的神经太紧张了些，把洪江误认为是芷江，当他到了洪江的沙湾机场时，以为就是芷江机场了，作下降姿态。降到一千英尺了，周天民在交叉飞行中间，还能辨别方向，知道他飞错了，急忙摇翼示意，降机犹未知觉，他就冲到降机的驾驶舱前去伸手比了一个310度的转弯，才把他转正了方向。
降机绕圈子到芷江来，将多花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可急坏了机场等候的中外记者和机场外边的千万观众。五大队又派了三架野马式战机去迎接。
11时30分，这一机群到达了机场上空，周天民往机舱外探望了一下，喊了一声：“好家伙！有这么多人呀！”他在指挥降落的地点俯冲了一下指示降机降落，周领着他的僚机先行落地。这架两翼尖和尾端挂着三条四公尺长红布的飞机，就在千万人仰望的五十英尺低空绕机场飞一周。有人还颇欣赏那架机子的美观，那绿花斑的机身，绘着红太阳，飘着红布条。
机场警戒是美国宪兵，接待日代表是中国宪兵。降机着陆以后就滑行到指定的地点，记者群和中美空军人员似潮水一般地往那边拥挤去。美国宪兵大声呼叫着，维持了一条仅可行一部吉普车的狭小人巷。摄影记者则挤在一起，等候车子到来。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科长王楚英回忆：
8月21日10时左右，我空军中尉周天民等驾驶三架野马式战斗机（P51型），在洞庭湖上空西北方向发现一架带有红色风幡、机翼上下漆有日本国旗的飞机。当证实确系日方洽降代表乘坐的飞机后，三架野马式战斗机遂分列于日机前后引导其向芷江飞行。
机群到达溆浦县城上空，本应沿洪江西飞，可日方驾驶员在途经洪江湾机场时，误以为已经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周天民断定日机搞错地点，先摇动机翼，又盘旋一周，以手示意，日方驾驶员才由中方飞机领航，向芷江机场飞去。
1945年8月21日这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一大早，王楚英就和其他几位负责警卫任务的同志，驱车到芷江城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那天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
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的军民在晨曦中即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
首先落下来的是周天民的飞机。周天民的飞机一降落，机场外人群沸腾了一阵，有人放鞭炮，不少人还把自采的野花向中方飞机方向抛去。第二架落下的是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王楚英当时忙着警卫，没注意群众反应。但事后很多人告诉他，当时围观群众纷纷向着日方飞机方向吐唾沫，扔鸡蛋。
日本的飞机停稳后，王楚英站到了飞机舷梯下。机门打开，陆军总司令部陈参谋上前迎接。今井武夫身穿黄色夏季日本陆军制服，佩少将领章，立于机门旁，立正向陈参谋询问：“我可以下来吗？”陈回答：“全部下机。”
今井武夫的声音，克制中有些不屑。王楚英心想：“投降了还这么牛气？”王楚英说自己是强压胸中的怒火，紧盯着今井走下飞机。
直到今井将佩刀呈给中方时，弯下了腰，王楚英才松了口气。“他总算还知道他们失败了，是来和我们商议投降事宜的。”
今井一行依次下机，并排肃立在舷梯旁，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随身行装。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
魏鸿祥1944年9月参军到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特务团机枪一连，1945年1月提升为准尉特务长，4月参加了湘西会战，8月被抽调参加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负责会务工作。《我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回顾了当时的场景：
芷江受降时，我在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参加会务工作。
1945年8月21日，芷江机场秋高气爽，碧空万里。上午11时，机尾系着长长的红布条标志的日本降机，在几架中国军机的偕行下缓缓降落。瞬间，数千名中美官兵、记者蜂拥而上，有的拍照，有的撕扯红布作为留念。
布满弹痕的日本降机缓缓打开机门，日本降使日军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早已等候在机门前的陈应庄和陈昭凯上前询问今井武夫。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直领导我们“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筹备处”的国民党新六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和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陈昭凯上校，都换成了少校军衔。后来我才知道，考虑到军衔对等原则，陈应庄和陈昭凯奉命在接机前换上少校军衔。
陈应庄先核对日本降使机组人员的名单，随即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五只皮箱。随后，日方人员在陈应庄的引导下，分别坐上四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的监护下，驶向了位于潕水河畔的七里桥会场。在从机场前往会场的十多公里路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尽管有宪兵把守，但人群仍然不断拥向路中间，阻挡车队行进。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走得很慢。有的群众发现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他们，很多石块打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宪兵进行制止时，老百姓就骂道：“你们还保护他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呀！”
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由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了面带戚容、脸色惨白，犹如过街示众的囚犯，今井武夫高昂的脑袋这时也略微低了下来，与其随行的人员更是把头沉得低低的。我想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憎恨。这段路程对于我们来说太短，但对于日本降使来说却太长。
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顾建平的《芷江观光》记载：
昆明记者一行，21日下午以两小时的飞航赶到湘西的芷江。飞机抵达机场时，将近日暮，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机场靠东的一边已经停着一架绘有旭日旗徽的中型飞机。
其时，天阴，雷雨忽作，我们正在避雨，看见有吉普车四辆结队驰来，上插一尺见方的白旗，在我宪兵监视保护之下驶至敌机旁边，我们以为他们将要起飞离境，冒雨前去看看这群接洽代表的神色嘴脸，盟军多人亦跑来“观光”以后，才知道他们当晚将宿于芷江，不拟飞回，特来把飞机内外照料一下。他们最后拿出三大块浅绿色的油布，蒙盖飞机的发动机部位。在蒙蒙细雨之下，爬上爬下工作着，任我们将他们摄成照片与电影。
敌机为绿色，从油漆的痕迹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原来是银色，临时加以涂饰，前部两面各用黑色着“六力式”的日文，翼下系着宽一寸的红绸长条。但只余左翼的一条。尾部右翼的红绸均被美军剪去，大约分作纪念品。这几个日本人身穿旧的草绿色军服，足踏黄色五成新的长筒皮靴。其中两人蓄着道地日本式的小胡子，黄昏时分，他们在雨中仍乘坐插着白旗的吉普车驶回在空军总部为他们特设的宿舍。
芷江，是敌军三个月以前对中国发动最后攻势的目标，想不到三个月以后的今天，这雪峰山西麓的边城，“终于发现了敌人”，而这八名“皇军”却不是来“占领中国空军重要基地”，乃是代表全部在华的日军向中国接洽无条件投降的。
八个日本人，今井武夫少将、桥岛芳雄中佐、松原喜八少佐、前川国雄少佐等，昨晚向我们表示，日本虽被中国战败，但并不仇恨中国；中日是“同文同种”，“都是亚洲人”。他们把“中日亲善”的旧套重新搬出来，背得那么熟练，说得那么甜蜜而肉麻，叫人听来却是那么可怕。他们说：“日本的陆军没有战败，打败仗的是海军、空军和工业的无法追上美国，美国的原子弹尤其不讲人道。”他们又说，驻华日本的武器可以完全而且完整地向中国缴出，决不破坏，可惜精锐的武器多不在中国云云。
他们临睡以前，问我方有没有给他们预备拖鞋，另，他们都没有带蚊帐，要求借几顶，免得回去打摆子。但是我们事先并没有为战败国的日本代表想得这么周到。
通讯《芷江——国史上第一个受降城》记载：
8月21日的早晨是晴朗的。芷江在欢喜中醒来，这个筑在水两岸的小城，人口不足五万，向来很少受人注意，湘黔公路筑成后，它才在西南交通网中占一个位置。但自从去年美国在此地建筑了飞机场，今年4月它又成为敌人进攻目标，知道它的人就渐渐多起来。然而，它被选为接受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的地点，却是它梦想不到的光荣。
家家户户挂起国旗，在公路进入街道的地方，搭起了彩楼，上面四个大字“胜利之门”。潕水大桥上，柏枝在两边桥栏饰出许多“V”字，桥头又是两处彩楼，一边是“正义大道”，一边是“和平桥梁”，城中警岗所在，立着五级的柏枝宝塔，警察在下面踌躇满志地指挥行车，墙上面处处红纸国语，充满胜利的喜悦。人人都在说着，日本投降代表就要在城东的机场降落了。
这是一所广阔的机场，有宽阔的跑道，跑道间长着很茂密的丛草，经常有几十架飞机停歇。今天早上9点钟，场上的站房附近，已经等候着许多人，成百部吉普车，还有许多别种式样的军车，排列在路边，更多的车还正沿泥泞道路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