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日机轰炸，是1942年6月19日，黄昏时，正在吃晚饭，空袭警报响后，随着紧急警报越啸越急，我们丢下碗筷，掩好门窗，迅速从新东门跑出，到了贺家饭店晒谷坪时，便有点看不清路了，都认为天黑了，日本飞机不会来的，于是许多人停下来原地休息。由于人多拥挤，小孩子的哭声、大人们的打骂声，混成一片，乱糟糟的。不知是哪位，突然高声喊：“莫作声，飞机来了！”大家才静下来。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近，只见三架亮着红绿灯的飞机从唐家桥方向呈品字形直向我们这边飞来，很低很低，我们十多个中小学生看见飞机亮着灯，以为是中国飞机，便一边拍手一边叫喊：“自己的飞机！自己的飞机！”飞机刚刚越过头顶，炸弹便投了出来，呼啸过后，便是一阵爆炸声，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片刻又见从罗旧方向飞来两小队飞机，也投下许多炸弹，并用机关枪胡乱扫射。警报解除以后，大家才返城，在路上，见躺着一具男尸，随着手电光看去，“啊！肠子都出来了！”有人说。
这时我们才发现一颗炸弹落在新东门外田里，隔我们拍手的地方仅三百来米。被炸死的这个男人躲在田埂边被弹片划破肚皮因流血过多而死。第二天听大人们说这次轰炸共死伤二十余人。
1943年4月7日，早晨起来，乌云密布，放早学回家时，一阵阵大雨下个不停，待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
到了中午，天空放晴，我们正在学校里打乒乓球，空袭警报响了，同学们拿起书包便往城外跑，城内的居民也从四面八方拥出，那时大家都叫“躲警报”，紧急警报响后不久，十八架日机排成两个队形，一前一后直向芷江城飞来，打一转便投一批炸弹，反反复复，多次轰炸。家住在双合店（现邮电局门口）的潘聋子夫妻，靠卖汤圆为生，当天轰炸时，他家人正走在新北门口路上，便靠着城墙暂躲一时，谁知一枚炸弹就在他们附近爆炸。潘聋子夫妻和一双儿女当场被炸死，仅留下八十岁的老母，真是可怜。这次轰炸日机还投下许多燃烧弹，一个燃烧弹爆炸后，便有许多火球飞向四面八方，全城有二十七处起火。日机去后，大家未等警报解除，便跑回城内救火。
这天正是三月初三，是朝明山的日子，许多人朝明山去了。有些人回来时，家里已被火烧得一无所有了。
第二天，李泽吾老师在课堂上说昨天侵华日机轰炸芷江，伤亡最大，损失最重，南门外、三里坪的柳树上挂着人肉，大街小巷无处不是血肉横飞……苦难的记忆让人难以忘怀。李复道，当年芷江机场指挥塔的通信员，一个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在炮火硝烟中见证苦难与甜蜜的古稀老兵，对那段抗战经历仍是刻骨铭心。李复道是湖南芷江人，194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航空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学校原本规定大专为两年制，由于战事所需，才读了一年多书的李复道便提前毕业被分到芷江飞机场见习。半年后，也就是1944年，他被正式调到芷江空军第九总站芷江飞机场指挥塔台406无线电台指挥飞机起降。当时指挥塔人员主要由一个台长、四个通信士和两个通信员组成，值班就由通信士和通信员六人完成，两人一组轮流值班。从1944年调入到1947年离开，李复道在芷江机场指挥塔台上所待的三个年头的所见所闻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敌机连续轰炸“呜-呜-呜”的警笛声已不知是第几次在芷江上空响起，日本自攻占上海、武汉后，开始进驻湖南境内。敌机一旦有所行动，省防空指挥部便会立即通知各县防空站放警笛，再用挂红球的方式作具体指示。红球是由布做的高约两米的中空球，挂第一个是告知当地居民敌机起飞，赶快做好逃离准备。再挂第二个时，则表示敌机已临近，当第二次拉起紧急警报时，意谓情况严峻。第三次警报拉起，则表示危机解除。每次警笛鸣响，红球挂起时，芷江飞机场的指挥塔台内的空气都是近乎凝固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对于两个值班人员更是生命极限的挑战。因为机场是军事重地，每次轰炸都以机场为中心。警报响起时，塔内其他人员是可以进防空洞暂避的，但值班人员必须坐守阵地。一次，轮到李复道与一姓杨的同志值班，突然警报响起，敌机开始盘旋地绕机场进行连续轰炸，小杨已经吓得面色惨白，用颤抖的声音试问李复道：“走吧？”
李复道虽然心里也害怕，但为鼓励小杨，仍然坚定地说：“别怕，敌机炸不了我们的。我们走不得，坚守阵地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环炸已毕，机场已毁损不堪，李复道与小杨总算是死里逃生。
日军投降，万人欢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芷江后，可谓万众欢欣。李复道等机场指挥塔的工作人员在喜悦的同时，更得知敌军的投降机近日会降落芷江机场。对此，他们都期待满怀。
果不然，1945年8月20日那天中午，天空晴朗。一架黄绿色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指挥塔上值班的李复道的视线里，由于飞机机型和颜色的不同，一下就抓住了李的眼球。那架飞机的机尾拖着一条将近三米的红布，两边还有两架中国运输机-46护航。见此情形，李复道立刻明白那是一架日本的投降机，是由两架中国飞机押送降落至芷江机场。顿时，机场指挥塔内乐开了花，大家拿起身边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纵情地敲打，以宣泄他们的兴奋与快乐。周围的群众闻讯赶来，在机场周围大声欢呼。在李复道老人的眼里，记者看到了太多痛苦的回忆，也看到了他对于现在和平时代平淡生活的满足与甜蜜。留于他脑际的，是一段抹不去的战事回忆。
四、抢修芷江机场
杨序成口述了抢修机场跑道的经历：
1939年的冬天，我和乔巴老在航空第二修理厂当民工。工厂有一千五百多人，单是我们民工就有七百多人。我们在厂里搞勤杂，哪里需要人我们就到哪里去干。
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是协助空军地勤人员抢修机场跑道。乔巴同我住在一个村，我们一起到二工厂当民工。他的母亲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他对日本飞机十分仇恨。日本飞机炸芷江机场，炸弹多半扔在跑道上，投下一枚炸弹就是一个大坑。敌机飞走后，我们就拼命挑土填坑，填好坑，夯紧，很快能让飞机在跑道上行驶。乔巴满腹怨气：“我们中国的土地白宽了，人口白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人，被一个小小的日本国欺负，真丢脸呀！”民工肖长来说：“你懂什么？中国是文明古国，四大发明闻名世界，只是……”正说着，警报叫了，领队的头儿马上叫我们躲飞机。我们刚跑到机场边的防空洞边，炸弹响了。我们在防空洞里，炸弹震得防空洞的土直掉落。敌机飞走了，我们奔向飞机场，跑道上一连炸了四个大坑。
我们民工一个个气得骂娘。一霎时，地勤兵来了，我们都自觉地干起来，挖土的挖土，挑土的挑土，抬石头的抬石头，能推独轮车的地方推独轮车。工地有技术员指导，怎么填土，怎么打夯，我们都照技术员的指导做。一会儿，来了几个当官的，他们赞扬我们热情高，鼓励我们加紧干，要我们在明天早晨修好，我们有几十架飞机要去执行任务。我们个个都表示了决心，一定完成任务。
乔巴最卖力，他用一担撮箕挑土，来回是开小跑，他边跑边骂日本鬼子。他在坑边摔了一跤，爬起来，把摔伤的脚包扎好，又继续干。他的行动把大家感动了。
抢修跑道的任务紧，七里桥、大垅坪、小垅坪的群众自动来协助。有十几岁的小孩，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挑土的撮箕不够，他们就用布袋背土，有的用盆子端土，大伙都不哼声，埋头干着。晚上挑土，行走艰难，摔倒了爬起来又走。打夯的工具太少了，有的群众就从自己家里拿来了夯锤，帮忙打夯，把土打紧，以便让飞机航行。第二天早上，炸坏的四处地方全修好了，可我们一宿没有合眼呢。
……我们抢修机场虽十分劳累，却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都是带着一种仇恨在抢修，没有一个人偷懒，任务来了，大家都是抢着干，我和乔巴在二工厂干了九个多月，每次抢修机场都参加。六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和乔巴讲起抢修机场的事，他总要搂出脚上那块伤疤给我看，这也显示了他的自豪，在抗战中，他也有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