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时间相当长，中国方面以蔡副参谋长为首，各参谋一律表示对日方有深刻理解，始终以武士道的态度相接待，与其说他们是对待敌国败将，不如说好像是对待朋友一样。特别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
第二次会谈在第二天22日上午11时开始，冷欣中将和美军巴特勒准将，偕同王武上校来访，进行了约四十分钟会谈，内容如下：
一、冷中将为设立前进指挥所，将先行前往南京，要求我方提出书面，对其安全加以保证。我们说，南京治安平定，并无任何不安现象，没有提出保证之必要。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改用电报通知。
又命准备提交中国俘虏名册，并要求对于军需物资及仓库等严加保管，除冷欣之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接收。对此，日本方面说明了当前实际情况，为了制止不法之徒的活动，请求国民政府对游击队加以管束。
二、巴特勒准将询及美国俘虏的现状和待遇情况，要求整理并保存好俘虏记录，并且扬言：对美国俘虏如有不法待遇，必遭严厉报复。
在这次会谈中特别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冷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其安全。我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未免有些滑稽之感。
因此，为了尽力使他安心起见，便婉转地说道：“这样的书面非但毫无价值，而且无此必要。日本军恭候阁下光临！”
但是冷说：“作为外交手续，无论如何希望提出一个书面。”因为他依然反复要求，最后决定等我们回到南京后用无线电答复来代替书面。
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不仅如此，当时给我的印象，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言行总觉得有些不恰当。
其次，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
事实上，在中国军队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
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另一方面，美军所关心的，集中在俘虏一点上。其言行完全是事务性的，毫无情感可言，与中国方面对照，印象尤其深刻。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会谈之间，各参谋和空军上校张廷孟等曾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对有关南京、上海等飞机场的状态，以及通信设备等，作了事务性的联系。
钮少将通知我们，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和签字预定将在南京进行。还有日本留学生出身的徐祖贻中将、曹大中少将，以及其他数人曾来访，打算会面，但是未经许可，只好留下名片表示问候。
以上各项会谈和谈话结束后，8月23日钮少将又交给我们五份备忘录，其中两份的内容完全出乎意料。
其中之一说是：“目前在马尼拉与美军进行协议的日军代表扬言：中国方面因为国共两党争执，治安不稳，日本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国家的严重侮辱。”
“必须注意今后不得发生同样情况。”我答复说：
“是否在马尼拉或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报告，以及其中的内容如何，都与中国派遣军无任何关系。”
另外一件说是：“日军之中尚有不肯向中国军投降而采取挑战姿态的，应即速制止其行动，并做出调查报告。”我加以反驳说：
“日本军方面如果还存有向中国军挑战之意图，为什么在蒋总统正式指示前，不等日本大本营命令，就预先主动地表示诚意，特地先设法去玉山，后又来芷江取得联系呢？”
因此，我表示上述两份备忘录难以接受，所以加以拒绝。
中国方面对此似乎感到很难处理。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确使他们重新认识到了日本军并无阴谋，他们惴惴不安地对日本百万常胜军会起来反抗的顾虑，似乎也就消除了，所以何应钦也抱着宽容的心情把这项备忘录撤回去了。
后来和我返回南京时一起到达那里的中国军先遣人员把这些备忘录都带了来，直接面交冈村大将，而得到圆满处理。我感到这正是中国式的做法。
当天下午突然说是何应钦总司令要和我会面，下午2时50分我偕同木村翻译官赴何的宿舍。
何应钦特别对我们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再次要求转交备忘录，并说新决定8月26日至8月30日空运一部分中国部队到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
我回到宿舍，马上会同全体人员一起到机场，下午4时由芷江出发，中途在汉口加油后，一直回到南京。
一行除日本方面全体人员外，还有作为中国军先遣人员的参谋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道岗上校以及译员一名同行，日本时间晚上9时许在南京大校机场降落。
以南京市长周学昌为首，尚有民间权威人士到机场迎接，要求面见中国军先遣人员，但他们不加理睬，甩开追逐的人群，乘上汽车急往日本军提供的宿舍而去。
自宣布战败以后，我们这几天的一切举动，好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事，是由另外的一些人扮演似的，我只是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从重庆、昆明等各地乘飞机或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聚集到芷江来的各国新闻记者有一百数十人，对这次会谈的报道相当活跃。
我们与一般人隔离，非经何应钦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我们的宿舍。新闻当中虽然刊载有和我们会见的纪实报道，但实际上我从未见过一位新闻记者。
胜败双方的友情当时中国方面对日本军还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本军战败，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驻华百万日本军队在大陆上还是一支夸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怀疑日本军动向一时未可预料，何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何等行动。
他们认为，特别是中国内部，除效忠于重庆中央政府的中央军之外，不但有与重庆公开角逐的中共军队，而且南京和平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散驻各地的非正规军队也还有相当数量，这些部队若与日军勾结，则武器和军事设施难免有流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