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从芷江会谈以后，国民政府军在受降工作中看到日本军依然遵守建军以来的纪律，从未发生丝毫纠纷。即使国民政府之外的其他中国部队顽固地加以威胁，甚至受到中共军队的攻击，日本军也绝不肯将武器和设施交给他们，而是全部移交给中央军。这在我们日本军来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却给予一般中国人以意外的感受。
我们在芷江停留期间，由负责接待的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但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
只是飞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似乎总是食欲不振。
我觉得很奇怪，一次在吃饭时谈起来，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口说：“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作为一名驾驶员，在军内可以算是最年长的，按规定也超龄三年了。“尤其是这一次打了败仗，恐怕在我一生中，这就是最后一次掌握驾驶盘了。回忆起当初的驾驶工作，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悲惨的遭遇，的确感到万分悲痛。
“还有我们乘来的心爱的M机，停放在机场上，每天在中美两国敌军注视之下，作为标志的两条红布，经过几次重新整理，都被中美军人拿掉，恐怕是当作纪念品拿走了。
“对于这架飞机，即使按偏爱的说法，也算不上是什么出色之物，可是我怕它遭受雨淋，却一定要把它盖好。这在落雨天也毫不在意地让飞机暴露在露天下的美国兵看来，总以好奇的眼光蔑视它。他们对几个人一起吆喝着，用手搬动螺旋桨的那种原始动作感到奇怪，像看把戏似的聚上一堆人，就我这当事人来说，感到像割我身体上的肉一样地难受。“芷江每天上午经常笼罩着季节性浓雾，万一我们一行回去的当天，也遇到这样的雾，恐怕就非一天一天地顺延起飞不可。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只有我们的飞机就不能飞行，我作为驾驶员感到说不出的羞耻。虽然说是已经战败，但热爱祖国的心情却不允许祖国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心中忧虑，饭食难以下咽。”
尽管我国已经战败，我们是身为使节自己到敌国来投降的，但作为一个纯洁的军人，产生以上的想法，还是有正当理由的。
事实上，我们飞机质量很差，就是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并且外观上也很寒碜，显然大有差别，这从常德以后的飞行中，就已取得现实经验，因此不得不停下筷子，一同抚然自叹。
在逗留当地的三天里，与我接触的中国人都仅限于职务上的关系。
此外托人传话，留下名片表示私人问候的，已如上述。在宿舍里负责接待的两位少校，一位是陈应庄，八年前我在北平工作时，他也在当地担任新闻记者，因此曾和我会过面，他也是日本留学生。另外一位陈昭凯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上校，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他参加入学考试时我恰巧担任考官，据说他的生母是日本人。
又与我们接触的主任参谋钮先铭少将，是我战前在北平工作时最为要好的朋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的长子。
我与这些人不期而遇，感到很惊讶，同时感谢他们的好意，对我完成任务给予很大帮助。但我后来观察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巧遇，而是中国方面特别照顾而安排好的。
例如宿舍中的这两位少校，到了9月间中国军进驻南京而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陈应庄是新编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副参谋长，陈昭凯是中国军总部的上校参谋。
我们对于那罕见的连升数级的情况，本来感到有些吃惊，哪里知道，后来才逐渐明白，他们在芷江为了适应临时任务，不过是故意暂时装出低两三级的军衔而已，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
萧参谋长和我们举行正式会谈的会场，为不使日方代表产生威胁性的压迫感，中国方面本来准备采用圆桌会议形式，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出来干涉，匆促之间改成长方桌面对面的会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深感不满，认为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表示愤慨。
并且据他们告诉我，会谈结束后，看到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也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尽管是战败国的使节，但也不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使他们本身也感觉很有面子，因而他们还曾相互拥抱流泪呢。
我们在战败后，作为使节马上到敌军阵营中去，早已作好精神准备，认为遭受战败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生命发生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料敌国军人却对我们洋溢着友邻之爱，此时此地，越发增加了我们感激的心情。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任联队长出征。传闻日军对待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将，强迫他们只准说“是”或“不是”，也有拒绝他们投降等情况。同时知道，日俄战争中乃本将军对待俄国将军斯特塞尔和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中伊东提督对待清将丁汝昌，都是名副其实的军人作风。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在深深感激的同时，并认识到这里面也潜伏着日本军战败的原因。
停战后与中国陆空军总部同时进驻南京的曹大中陆军少将，当时和日本军总司令部也有过接触。1962年他从台湾来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东京进行访问。从他当时的谈话中获悉：在芷江迎接我们日本军代表的何应钦上将，是在云南接到蒋介石总统命他接收日本军的指令后，急速前往重庆进行准备工作的。
陆军总部参谋长一职，新起用了曾任卫立煌将军的参谋长、四川籍的萧毅肃中将。另外决定向地方驻军电召徐祖贻中将和曹大中少将一同前往芷江，作为表面上没有特定任务的参谋。
徐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曹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两人都是日本陆军留学生老前辈何应钦的心腹，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
也就是说，萧参谋长作为与中国结盟的盟军代表，负责处理有关日本军投降的工作，另外以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为目的，决定派遣徐和曹两人同往，以便和日本方面进行联系。
但是萧参谋长并未理解以上真意，所以没有让他们两人与日本军使节会见，因此也就没有取得成果。
又，中国军总部在到达芷江前，20日晚，曾由何应钦、萧毅肃、徐祖贻、曹大中四人在重庆举行会谈，商谈接收日本军的准备事宜。
会上，萧主张，命令日军对在南京、北平等地为重庆方面所指的伪政府要人全部加以逮捕。其他各人都不赞成，因此日本军才免除了对亲日政府要人采取背信行动。
因为有以上经过情况，可见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对于芷江会谈能顺利地完成，一定是分外感到高兴。因此也能体会到，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战后中日两国相互合作都有过深谋远虑。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253-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