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出生于天津的美国人约翰·赫西说：我生长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城市！用三四个铜板，我就能坐着黄包车从我在英格兰的家到意大利、德国、日本或者比利时。我步行到法国上小提琴课，还经常过河去俄国，因为俄国人有一个美丽的树木繁茂的公园，公园里面还有一面湖水。
英租界│回到维多利亚时代
◎记忆地标：泰安道解放北园／泰安道五大院
布莱恩·鲍尔是个出生于天津的英国男孩。1923年，他家住在咪哆士道（今泰安道）上的一幢公寓中，每天下午，中国保姆会带他和哥哥走过这条街道去维多利亚公园，然后从公园到位于海大道（今大沽北路）的菜市买菜。菜市附近的墙根旁有各种杂耍、说书、戏法的表演，有一次，一个捏泥人的老手艺人顺手儿给布莱恩捏了一个背着手的英国兵，保姆为此破费了两个铜板。在他家房前花圃干活儿的花匠，有时会挖出贝壳和鹅卵石，这些是古老海滨的遗留物吧？他经常这样想：要是海浪还像过去那样奔腾咆哮着一直冲向这里该多好啊。一想到大海已经远去，再也不会回来，无限的失落便涌上心头。
咪哆士道是英租界的核心区域。这条街向北四五百米就是海河边，那时候常有拖船和驳船停靠在码头上，发出低沉的汽笛声。1884年建成的利顺德饭店、1887年建成的维多利亚公园、1890年建成的英国工部局大楼戈登堂、1903年落成的英国圣公会教堂、1904年建成的英国俱乐部……这些或已消失，或依旧耸立的旧时景象，都以这条窄窄的街道为轴线，从百余年前悄然无声地流淌到今时今世。
1860年12月17日天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英国皇家工兵队上尉查理·乔治·戈登设计了界内布局，把租界内的土地划分成地块供私人开发，再由英国政府出售租约。早期开发的速度有点慢，一直到十年后，英租界才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一段），但即使这样，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
利顺德饭店开业后，达官显贵经常于此聚会，可门前不远处的臭水坑实在有碍观瞻。有英商提议：把水坑填平，建成公园吧。修建公园用了大约一年，建筑商从遥远的英格兰直接运来了建筑材料。1887年6月21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诞辰五十周年之日，公园正式开放，因地处维多利亚道，又有纪念日的意义，公园被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
维多利亚公园整体设计上以英国传统风格为基础，但又在中心位置建造了一座中式六角凉亭，带有中国式的亭顶和红色的立柱，可能是为了让人们记得这里是中国吧。
公园里常有马术表演、动物展出和露天音乐会。某些阳光灿烂的下午，英国军乐队会来到公园，在小亭子里演奏。衣着考究的人们或是坐在旁边的绿椅子上，或是沿着花坛之间的小径漫步。日本女人身穿和服，脑后的头发上插着梳子，从公园中低头走过。当军乐队演奏一段后稍事休息，人们纷纷鼓掌，乐队指挥优雅地转过身来，向周围的人群致以微笑。但是，公园四周围着铁栏杆，除了外国孩子的保姆，任何中国人都不准入园。
公园落成十几年之后，有人运来了一口大钟。这口钟原本是德国政府送给清王朝的礼物，李鸿章把它悬置于海光寺，并派技师在钟上雕刻了全本《金刚经》。海光寺被划归日租界后，日本人把这口钟送给了英租界工部局。又过了一些年，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士兵，公园内建起了一座仿照伦敦怀特霍尔街纪念碑、约五米高的欧战胜利纪念碑，那口大钟无处安放，英国工部局又把它转送给南开大学。
1890年，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以工兵上尉查理·乔治·戈登的名字命名了刚刚落成的工部局大楼。这是天津各租界中第一幢公共建筑，也是整个19世纪天津体量最大的一幢建筑，是英租界的荣耀之地。戈登堂内设有巡捕房、法庭、英国工部局，以及用来举行音乐会和公众集会的会议厅。
戈登堂的建筑设计师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他曾以“天津的维多利亚”来形容这幢建筑的风格。这幢建筑所有的拱形门窗都是哥特式的，高高的石阶之上，有铁条加固的、厚重的木制大门。这个大门总是紧紧关闭着，要想进入戈登堂只能经由塔楼下的侧门。在中央大门前面，一排旧式大炮被架在木头的炮架之上，炮口正对着维多利亚公园，它们被称为“拿破仑炮”。大炮中间有一些长椅，看管公园的巡捕时常坐在长椅上休息。
从现存的照片来看，戈登堂的外表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英国城堡。整个租界时代，那是天津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外国人来天津都要在戈登堂前留影纪念。
英租界的许多早期建筑，比如英国俱乐部和安立甘教堂，都和戈登堂形成了统一的风格。抗日战争胜利后，戈登堂成为当时天津市政府办公地。1949年以后，这里继续为人民政府使用。20世纪70年代末，戈登堂被拆除，原址建起了新的市政府大楼。如今那幢大楼被改造成为一家豪华大酒店。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租界的设立促进了天津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1861年有四十一艘英国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码头停靠，1862年增至六十九艘。英租界内开设了英商高林洋行，汇丰银行，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皇家四大行”，德商礼和洋行等洋行机构，又建成了英国、普鲁士、丹麦、葡萄牙、日本等国家的领事馆，还有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场所。但最初来天津的英商大多不愿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老城厢租地买屋，这样做，一方面让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不枉来中国一遭；另一方面，毕竟华界的富人区已经较为成熟，比雏形阶段的英租界在生活上要方便许多。
直到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愤怒的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烧毁望海楼教堂及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突然发现，原来入住租界要比在华界杂居安全得多，因而纷纷举家迁往租界。
英租界内建成了成排的高楼大厦、密集的道路交通网。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租界居住，其中多数是商人。只要看一看维多利亚道两旁新建大楼的数量，你就会知道英租界有多么兴旺。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增加得太快了，以至于租界的主要路口不得不设立交通巡捕疏导交通。
英租界工部局仿照本国制度，设计了天津英租界的政治制度，也保证了英租界成为侨民自治程度最高的租界。界内禁止开设鸦片烟馆、赌场与妓院，因此相对来说，英租界几乎没有黑社会，犯罪率较低，保持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里实行英国的法律，驻扎在兵营里的士兵与一支由印度人组成的巡捕队，守卫着英国人的小社会和他们的商业公司。英国军舰“蜀葵号”常年停泊在海河边海关大楼附近的英国河坝上，假若有危机情况发生，停靠在渤海湾的“毛地黄号”军舰会赶来支援。
英租界在教育方面成绩斐然，也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庄乐峰1927年创建耀华学校，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龙光为校长，校址位于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学校。他们用英国人的方式教育儿童，创办次年由于学生日增，庄乐峰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划地扩建要求，觅得墙子河畔一片五十三亩的洼地作为学校扩建的新校址，聘请英国建筑设计师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设施齐全的学校，后迁至墙子河畔的现址。
许多冒险家从天津白手起家，变成百万富翁荣归故里。同样，这里也生活着许多普普通通的外国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安逸而闲适：早晨起床，边吃早餐边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出门买一份英文版的《中国时报》或者《京津泰晤士报》，乘四轮马轿车或人力车去洋行上班。处理完手头的事务，也会留意一下赛马会的资讯，或打电话与朋友约定周末的网球赛，也许还要看看电影院将有什么新片上映……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英国小孩儿布莱恩，他在天津度过了十八年的时光，但这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身在异国他乡。新建筑一个连一个拔地而起，其中最大的一幢新建筑是开滦矿务局总部大楼，它就像古罗马人为了胜利感恩而建的巨大神殿。布莱恩曾在一部名为《庞贝城的末日》的很老的默片中看到过那样的神殿。
外国人带到天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同样，西方的人文思想也开始在这个城市中传播。布莱恩和哥哥一起去戈登道上由英国工部局创办的小学读书，那所学校的学生基本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小孩，教室里干净整齐。布莱恩记得，自己前边座位的女孩叫海伦·戈贝尔，是一名美国军官的女儿，留着金色的披肩长发，身上散发着棕榄香皂的味道。老师埃文斯小姐给他们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一天，在她读《远大前程》的时候，布莱恩走神儿了，眼睛盯着窗外。他想，当年规划和勘测英租界时，戈登上尉肯定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吧。
看电影是布莱恩童年在天津最美好的记忆。他记得平安电影院（今天津音乐厅所在地）每个星期六下午场的开始仪式。那还是默片时代。每次，长相酷似查理·卓别林的赫尔·施奈德先生都会走下那五级台阶进到乐池里，从琴盒里取出小提琴，把琴放到肩上的一块小垫子上。钢琴手弹奏主音，赫尔·施奈德调弦。在向四重奏中的大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鞠躬示意后，赫尔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站在走廊后面电影放映机旁的影院经理，他的这一信号表示电影可以开始了。布莱恩和哥哥就在座位上坐好，等着看连本影片《人猿泰山》的下一部分。
但是，去电影院的路上，他总要经过那座幽冥神秘的小教堂。这座教堂叫安立甘教堂，又叫诸圣堂，从1893年开始修建，历经十年，到1903年落成。这里平日大门紧闭，只有到了礼拜天，教堂院子里的旗杆上才会飘扬起圣乔治的旗帜，老远就能听到全体会众高唱赞美诗。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这座小教堂还耸立在原地，一度还是城市探险爱好者的去处，网上有探险者们发的帖子照片。
1930年圣诞节，菜市场卖肉的商贩给布莱恩一家送来一只肥肥的火鸡，还附带了一张洋式贺卡，祝他们新年快乐。那天晚上，神秘的圣诞老人也如期为布莱恩带来了一份礼物。
英租界的发展并没能维系太久。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出于安全考虑，华界居民不断向英租界迁移，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占了绝大多数。不久，日本人成为天津实际的主人，他们以英国当局窝藏反日分子为借口，封锁了英租界的各个出入口，所有出入租界的人——包括英国人——都要受到侮辱性的搜查。
某天下午，英国驻军列队离开了兵营。没有乐队，没有礼炮，整个英租界都静悄悄的。当天晚上，英国军舰“蜀葵号”永远驶离了海河码头，再也没有回来过。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联盟。几天后，日本人的太阳旗插上了戈登堂的楼顶。1942年初，所有在天津的外国人都被要求搬到英租界，他们还被要求必须佩戴可识别国籍的袖章。3月28日，春季的沙尘暴再度袭来的时候，英租界正式移交给了中国。在日本人的监督下，日伪天津政府接收了这片租界。到8月底，所有留在天津的外国侨民都被集中到一块儿，送到了山东潍坊集中营。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维多利亚公园改名为“中正公园”，另有一种叫法是“美龄公园”。1949年以后，维多利亚公园拆掉了英国纪念碑，更名为“解放北园”——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英租界推广界│回望五大道最初的模样
◎记忆地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
1930年的秋天里，你跨过墙子河上的小桥，沿马场道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经意望见工商学院那幢气势恢宏的大楼，楼顶上的旗帜在风中飘扬。顺着街角转个弯，拐入布满落叶的香港道，停住脚步，此刻，你突然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置身于异国他乡——实际上这种感觉并没有错，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城市，与遥远东方的天津英租界别无二致。
马场道、香港道（今睦南道）这一区域，当年叫作英租界墙外推广界，如今它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五大道。
英租界推广界的建立，源自于英国人将赛马这项运动带到天津。1886年，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征得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意，在天津南郊养牲园附近占地，建造了一座跑马场。他同时还在跑马场旁为自己修建了一幢漂亮的别墅。为方便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来赌马，工部局又修筑了一条马路，从英租界墙子河小白楼地区直通跑马场，这条路叫马场道，是五大道的第一条路。由此算来，五大道的历史已有12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