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图书馆是一幢两层楼房，一大部分是藏书库，建馆初期藏书达二十万卷（册）。天津的书香世家严修（范孙）的五弟严台荪出任图书馆馆长，在他的主持下，图书馆广募中外新书、杂志，馆藏日益丰厚，成为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有一件往事从细节上说明了直隶图书馆的藏书之巨。1921年4月，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从天津给他写信，告诉老师自己在直隶图书馆找到了《曹栋亭全集》。曹栋亭是曹雪芹的祖父。正在研究《红楼梦》的胡适，接信后立即起身乘火车赶到天津。他先是专程拜访了严范孙先生，谈他到津访书，考证曹家历史之事，临走时把自己写的《红楼梦考证》底稿留给严先生，望给予指正。随后他来到直隶图书馆，仔细翻阅《曹栋亭全集》，从下午2点一直看到将近晚上6点。
与直隶图书馆相邻的另一处文化地标——天津美术馆筹建于1929年冬。这是一幢颇具艺术气韵的两层带地下室楼房，楼上是展览室，楼梯曲折回旋，馆内馆外给人以深沉素雅的印象。馆内设立了国画陈列室、石刻陈列室、建筑陈列室、雕塑陈列室、西画陈列室，以及画室、课堂教室等。天津美术馆同时担负起了博物馆的功能，建立之初便征集古今名作，筹设陈列室。1930年初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被盗，遗失珍贵石刻近百件，这批文物被盗贼偷运到塘沽，正准备走私出境时被天津海关截获，当即扣留，保存于天津美术馆内。天津美术馆的倡导者及首任馆长，是严范孙的公子严智开。美术馆除定期展览古今美术作品外，还特别开办了绘画传习班，招收青年美术爱好者学画。
大经路笔直开阔，两侧种植着松树林带，整条大路幽静整洁。道路周边先后设立了直隶洋务局、天津建造局、直隶学务所、天津高等审判分厅、直隶禁烟局、顺直咨议局、直隶劝业道署、直隶交涉署等政府机构；也有北洋造币厂、京奉津浦铁路局、达仁堂、北洋女师、天津师范学堂、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隶省图书馆、美术馆、中华武士会等经济、教育、文化机构。
红学家周汝昌1932年考入大经路北端的觉民中学（今天津二中）读书，他在一段回忆文字中描述大经路当年的景象：
这条街，不但中央车道宽阔，两侧人行道也是舒展的，两旁商店、街道，都是小门脸儿，那是宋、辽、金、元时代商店的典型建筑。书店，则是我最常光顾的去处。
大经路上车马不多，平静而不喧嚣；有时有外乡来卖胡琴的走过，给你耳边送来令人心醉的乐音——他穿的是半截大褂和布袜青鞋，肩上背一个褡裢，插着几把胡琴，他自己手中一把，边走边拉，从容不迫，那乐音非常清脆悠扬，就是一名高手琴师，引你萌动也买一把来拉拉的愿望。
随着各国租界地的条件日益提升，富豪商贾、官员军阀若来天津置地建房，他们需要做出选择，是究竟把房子建在英租界，还是德租界，或是意租界，但不会考虑河北新区。这样一来，纵使规划得再符合潮流，河北新区里住的也仍大多是平民百姓。行政的力量只能使新区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资本都在租界，仅凭一纸规划无法改变城市的格局，城市发展的大势已无法逆转。
令人无比遗憾的是，大经路的大部分建筑都在1937年毁于战火。1937年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天津，先是每天出动六十余架飞机对老城厢、南开大学周边、大经路等地不分目标进行地毯式轰炸，后又由地面部队实施了密集的炮击和扫射。当时天津的行政中心区都在大经路上，所以这里被炸毁得最为惨烈，包括图书馆、美术馆、商品陈列馆、顺直咨议局在内的几乎所有公共建筑均被炸毁，临街的商店房屋均被炸烂。大经路像是被开挖出一条宽阔的鸿沟，四周围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袁世凯精心规划设计的河北新区，自此元气大伤。
如今，大经路早已改名为中山路。南端路口不太显眼的地方，有一座青灰色平房，门楣上方刻着“造币总厂”四个大字。从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上仍可以分辨出，这间平房所在的位置，正是原来造币总厂的门楼旧址。
当年为安全运输货币，造币总厂先后修建了两条地道，一条通到大经路对面的银圆局（今河北区铁路小学）；另一条通往中山公园，也就是当年的劝业会场。多年以后，造币总厂所在地被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占用，年轻的工人们出于好奇经常钻进地道“探险”。前些年，有计划在造币总厂原址建立地下博物馆，就是想利用这两条地道的空间。
曾经占地一百三十亩的造币总厂，如今只剩下门楼后面一片不算太大的平房区。当年袁世凯雄心勃勃打造的河北新区，也和他幻想中的王朝一样，被风吹散，重新聚拢，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天纬路×地纬路│天津美术原生地
◎记忆地标：天津美术学院
20世纪初，大经路上集中了直隶学务所、北洋女师、天津师范学堂、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直隶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艺术、教育机构。
如今天纬路上的天津美院校园所在地，最初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校址，美院食堂的外墙上，还刻着“女子师范学院师范中学部”的字样。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由教育家傅增湘创办于1906年，校址最初设在三马路三才里，1910年迁到了天纬路。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等近代名人都曾在此就读。
北洋女师初创时，课程中便设有图画课和手工劳作课，开启了美术教育的先河。1926年中国城市艺术活动广泛兴起，学校开始设立美术科，教授西画、国画、图案画。1929年，学校又在家政系中开设了图画副系，几年后改为独立的科系，课程设有国画、西画、图案和技能理论等。
除了早期的美术教育，这个校园里还有深厚的人文历史。1930年李霁野在此教授英文时翻译了名著《简·爱》，1935年曹禺在这里任教期间创作完成了《日出》。
天津美术学院的前门是天纬路，后墙是地纬路。
地纬路过去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街道，夹杂着不少美术书店、美术用品商店。这里又被美院的学子们称为“美院后街”，虽然很窄，但文化味儿很浓。过去的天津工艺美院也在地纬路上，工艺美院又叫“后院”，也出了很多好画家。每年艺术类院校招生考试期间，上万名学生聚集天纬路、地纬路，美院周围的民房变成了“艺术村”。
过去几十年，靠近地纬路一侧有一座四层红砖楼，美术圈都习惯称之为“后红楼”。天津美院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在后红楼里有自己的画室。后红楼并不美，但它因为承载了几代天美毕业生的记忆，而变得坚实厚重。如今后红楼已被拆除，重新规划的地纬路改造成了一条古色古香的步行街，开设了画廊和经营绘画工具、美术图书的店铺，咖啡茶座等休闲空间。
新的街道在改造，过去的记忆在拆除，几家卖美术用品的小店仍在营业，只有走进店内，看着满屋满眼的画笔、颜料、画板、石膏像，才能依稀找回那种久远的人文气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艺术思潮开始渐渐影响到年轻人，天津美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艺术讲座，大大小小，无所不包。刚刚经历过地震，老建筑已有些残破，空气里总是飘来阵阵墨香。那时的天津美院师资力量很强，除了孙其峰、萧朗、秦征这样的大师，还有一大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画家，老师多于学生，平均四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个班里最多的也就七八个学生，老师和同学的衣着也都显得很时髦、摩登。
早已进入主流艺术市场的画家李津1979年考入了天津美院中国画系，在他的记忆里，在天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儿，“有那么一段儿，大部分时间不是画画，只是吃喝玩乐，为了玩儿来用尽各种心思。整天跟几个哥们儿一起，一般就是泡歌厅，基本泡到晚上三四点钟，夜不归宿，而且什么样的歌厅都去，没钱时去最便宜的，有钱去好的。有时候就因为一瓶啤酒，没钱了，就差那一瓶，怎么办？就把防寒服脱下来赁了，高兴啊，等于是拿下一个大活儿。”这种玩儿其实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体验和对于艺术的消化，直到今天他还是要感谢那段日子的积累。
在中国“八大美院”中，天津美院总是显得特别低调。天美的一位老师说过，对于某个艺术潮流，天美的画家在这方面可以说很迟钝，也可以说很消极、很不屑，这与天津这座城市本身的性格也有类似的地方。但天津的艺术家又多有跨界创作，比如邓国源的油画又有水墨的感觉，祁海平在画油画的同时也写书法，李孝萱在画水墨画的时候也在画油画，李津也在画油画、丙烯画，这些又都体现出天津人的兼容性。这种气质，恰好又与美院校园所处的百年前河北新区那种东西方交融的风格互相影响，在岁月中洗礼磨砺，呈现在这个时代的面前。
今日天津美院，校园很小，主楼前花园广场上几组相隔不远的雕塑——倒塌的罗马柱、围成一圈高高低低的陶俑石像——东方与西方的艺术观念碰撞，在阳光下给人平和纯净的感觉。登上高高的台阶进到主楼，迎面是一个圆形天井式大厅。教室分布在楼梯两侧，走道上堆放着学生的作品和半成品。尽管是周日，但随便推开一间教室的门，都可以看到正在画画的学生。
美院里有一种神奇的氛围，也许是在这块地盘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的艺术气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这种魔力吸引，内心的色彩也变得明快了。
老城厢│中国第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
◎记忆地标：老城厢历史文化街区
古代中国的国土上，耸立着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城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墙，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城内居民，防御外敌侵略。
天津的城墙最早修筑于1404年，那是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只是夯土造墙，若干年后土城墙风雨飘摇。到1491年，官方将土城增高加厚，用砖包砌，四门上重建城楼，分别命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这一格局延续了五百年。
天津城市的兴起要早于天津城的修筑。天津筑城之前已形成了两处商贸中心，一处是靠近南运河三岔河口，包括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等；另一处是靠近海河的宫南宫北大街，今古文化街一带。这两处繁华地带，后来都被阻隔于城墙之外。
由于天津卫城主要作为军事守卫，规划中便没把经济活动区包容进来，而是在海河和南运河两处商贸区域之间，修筑了一座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城郭，俗称“算盘城”。
《津门保甲图》中的“清代天津卫故城”，是天津城最早的手绘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到，老城主干道是联通东西南北四门的十字街，城内被十字街切分为均等的四块区域，每块都建满了密集的胡同里巷，街道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沿十字街向外，可通达四乡大道。十字街的中心交会点是钟鼓楼，为了不影响交通，钟鼓楼的基座又是通道，可以穿堂而过。
城墙以内是天津的政治中心和居住区，而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生意和生活，都要走出城门才能完成。明清时期天津水灾严重，高大坚固的城墙成了一道屏障，把两米多高的大水阻于城墙之外。或许，这就是天津城墙五百年间最大的功绩。但真正需要用它来抵御外辱时，它却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1860年，守卫天津的僧格林沁向朝廷上奏折：“天津城内居民喝水都要到城外去取，如果天津城被围困，城内所有衙府指挥就要失灵了，北京也会因此遭受厄运！”因此，僧格林沁下令挖土为壕，垒土为墙，在天津老城东、东南和南面三个方向，修建了一道全长十八公里的高墙，墙外深挖壕沟，设营门十二座，各垛口排列抬枪、炮车等军事装备，作为天津城外围的军事防线。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认为天津城区日渐扩大，居民增多，依赖围墙抵抗突发事件是个不错的办法。他决定重新加固围墙，深挖壕沟，重修围墙之间的大门。现在天津的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北营门、西营门等地名就是由此而来。围墙外的护城河规模不断扩大，宽度为八米，从小西关南运河，一直过了紫竹林流入海河。
无论护城河还是旧城墙，都挡不住八国联军的炮火。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迅即成立殖民军政府，对天津进行市政和行政管理。天津从此进入长达两年的“都统衙门”时期。或许是因为攻打天津时城墙的确碍了洋人的事儿，四个月后召开的都统衙门第七十四次会议，提出了拆除城墙的议题：“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原因，本委员会决定报告联军各国司令官，请求下令拆除天津城墙。并请瓦德西伯爵阁下在以后中国与列强进行协商谈判时，加入下令今后永不再修建城墙的条款。”
都统衙门责令属下的公共工程局上报拆墙方案。1900年12月31日，20世纪第一年的最后一天，工程局从西侧动工开始拆除城墙，首先试拆二十米，以便搞清城墙结构，随后工程招标，开始全面拆除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