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法租界当年的市政中心——克雷孟梭广场——以佩丹路（今承德道花园路至河北路段）上的法国公议局大楼为起点，与周边几幢大型建筑和宽阔的广场共同构成了法租界的核心风景。
克雷孟梭广场建于1900年，以当年的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克雷孟梭命名。这一带的规划布局体现了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高大的建筑构成了街区尽头的风景。如今站在承德道与吉林路的交口处环顾四周，还能依稀辨出广场的模样。右侧一排法国梧桐，最粗壮的几株直径已达六七十厘米，与对面古朴高大的欧式建筑共同呈现出时光的痕迹。
建于1924年的法国公议局大楼是克雷孟梭广场的地标建筑，是罗马复兴与晚期文艺复兴建筑的混合体，装饰比较节制，庄重对称，雄伟壮观。作为市政广场的主景，无论比例、构图、细节，都可以看出设计师的反复斟酌。
公议局是法租界董事会行使行政职能的执行机构，也是当时法国在天津租界内的最高管理机构，法国领事兼任公议局董事长。最鼎盛时，法国公议局有中外工作人员上千人，包括百余名法国人。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所以公议局招募了很多越南籍巡捕、手枪队员、消防队员，天津土著管这些越南人叫“小老法”。
说公议局大楼里面的法国人改变了天津这座城市的面貌并不为过。
20世纪20年代，法国建筑师穆勒乘船来到天津，在法国公议局工程处任职。工程处负责法租界内全部土木工程建筑，借此之便，穆勒成立了两家公司，承接建筑设计和施工。穆勒在天津留下的建筑都是重量级的——劝业场、利华大楼、渤海大楼、交通饭店、中法工商银行、法国领事馆、法国兵营、中国大戏院、起士林大饭店、天津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楼……因为这些建筑的存在，穆勒这个名字和天津这个城市一起获得了永生。时至今日，天津仍没有哪位建筑师在建筑设计的美感与影响力上能与他匹敌。
从海河到五大道，穆勒为天津留下了很多地标。1928年在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和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交口处建成的劝业场大楼高33米，到1936年，距劝业场百米之遥的渤海大楼高度达到了47.47米，很长时间内都是天津的制高点。法租界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北段）上的利华大楼于1938年建成，主楼10层，高43米，是当时天津最高档的公寓楼。同一时期，现代风格的中国大戏院落成，这是天津乃至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戏院。穆勒将维格多利咖啡厅的外观设计为摩登的弧形，后来起士林西餐厅迁入此楼，这幢建筑与起士林的西餐一样，成为近百年来天津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法式风格的建筑在今日天津形成了一大片历史文化街区，共有历史风貌建筑76幢。
西开教堂是法租界留存至今的天津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古罗曼式建筑。1913年，法国传教士杜保禄主持修建了这座教堂，三年后竣工。站在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的交口，向福煦将军路的尽头眺望，就能看到那座大教堂的尖顶。教堂平面呈十字形，墙体用红、黄两色缸砖砌筑，三个穹隆顶塔楼用铜片镶嵌，因年深日久，已是碧绿的闪着暗光的颜色。
法国兵营建于1915年，后又进行扩建，整体包括两幢二层楼营房，一幢三层楼营房和两幢二层小楼。20世纪50年代之后，兵营大院改成了天津港务局职工宿舍。那时候赤峰桥只是一座浮桥，兵营大院里收拾得特别干净，孩子们常常在院里踢足球。后来宿舍里大多数人家都已搬走，院子变得凌乱，原来可以踢球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大厦的停车场。
解放北路与承德道交口有一幢朝鲜银行大楼，这幢法国古典主义的大楼也是克雷孟梭广场上的重要标志建筑。当年大楼的临街底商除了银行之外，还有法国人开办的专营珠宝文玩的乌利文洋行。末代皇帝溥仪还曾在这儿买过一块“灰色地、镶金边、表心带闪光的高级怀表”。
建于1931年的法国俱乐部——带半地下室的楼房，当时内设酒吧、小剧场、舞厅、台球厅、地球厅、休息室，后院有露天舞台、小广场及公园，是法国侨民娱乐的中心和法国商人议事聚会的场所。后来这里改为天津青年宫，现在则变身为中国金融博物馆。
抗战胜利后，克雷孟梭广场上的公议局大楼一度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的司令部驻地。1945年10月6日，侵华日军在天津的投降仪式就在这幢大楼前面举行。
1949年以后，法租界公议局大楼是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所在地。当时馆内藏书约计40余万册，在采购新书的同时，周叔弢、张叔诚、顾维钧等社会名流捐赠了大量中外文图书。比较珍贵的藏书包括善本图书8000余种，列入全国善本总目的有2563种。馆内珍藏的《龟山先生语录》等九部善本被列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岳飞之孙岳柯著、南宋临安陈家书籍铺刻本《棠湖诗稿》为国内仅有。另外还收藏了自创刊至停刊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报刊资料。
那个时候，承德道是一条幽静的小路，每到夏季，路旁已经生长得非常高大茂盛的法国梧桐映出浓密的树荫，会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倍感清爽。1978年恢复高考，每天早晨5点多钟，图书馆的门口就排起长队，工作人员6点半出来发座位号，8点半开馆，人群一下子拥进去，有一回竟把大门挤倒了。图书管理员们站在凳子上，踮着脚尖隔着柜台向读者递证换书。很多读者坐在阅览室外面的走廊里、楼梯上、大厅里看书，没有座位的年轻人无奈地坐在门外楼梯上等待。
80年代天津新图书馆建成后，公议局大楼又改为天津市艺术博物馆。1991年，这幢大楼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优秀近代建筑。影片《建国大业》中，宋美龄到华盛顿请求马歇尔将军的援助，这场戏的取景地便选在此处，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大银幕看到了这幢大楼非凡的气度。
美租界│美国人的天津往事
◎记忆地标：九江路美国兵营旧址
天津美租界，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租界，并没有进行过开发建设。
1860年，英法两国在天津划定租界，美国人看在眼里，也想在天津设置专管租界，并派驻领事。美国政府刚刚出面调停了英法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咸丰皇帝出于感激之情，很爽快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1860年到1861年，英法美三国天津租界先后设定，英租界460亩，法租界360亩，美租界最小，只有131亩。这三个租界也是天津最早的租界。
美租界东临海河，西至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北端靠英租界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南端是英租界克森士道（今开封道）。然而，几乎在天津美租界确定的同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美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租界事务，开发计划搁浅了。
在列强各国中，美国政府对清廷的态度相对温和。1880年，美国驻华公使发表声明，愿意放弃在华租界，以示对华亲善。不过与此同时，美国还希望保留一定的权利，“如在将来某些时期宜于在该地制定适当的市政规章时，领事当局有权制定之……必要时有权办理该地区的市政”。
天津海关道得知这一消息后，道台郑藻如做出答复，认为美国当局必须先就放弃租界后应采取何种行政管理方式问题同海关道磋商，以便日后美国想重新接管租界时，双方不致产生分歧。谈来谈去，这次交涉并无实际结果。
1895年，清政府与德国签订《天津租界条约》，划定与美租界相邻的地块为德租界。第二年，美国再次声明放弃租界管理权。天津海关道想出一个两全之策——让德国人代管美租界。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觉得这是万万不可的，于是立即与本国政府联系。但美国政府早已下定决心放弃在华租界，康格也无奈了。英国人本来早就看上了美租界，得知清政府想把美租界转给德国人，立即急了，随即向清政府施压，“英国人拿不走，德国人更别想要！”美租界的问题又被搁置下来。
所以，在划定之后的几十年内，美租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开发。相邻的英租界、德租界的管理已步入正轨，不能私设摊点，卖东西的小贩就都拥到美租界，搭起临时房屋做生意，后来又慢慢滋生了酒馆、烟馆、赌场、妓院等地下交易。英德两国工部局不能到美租界执法，美国不管，中国不问，这131亩地越来越乱。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列强各国开始了新一轮圈地划界。康格蠢蠢欲动，再次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复还美租界：“兹奉本国政府来文，嘱请中国仍将前所退还人所共知之美国租界复行拨给本国。”
由于英、德两国对美租界觊觎已久，清政府大员们也不敢贸然应允康格的要求，急令天津海关道征询英、德两方面的意见。美国人对清政府这一举动甚为恼火，向外务部抗议。这件事又拖了一年，此时，美国国会终于通过“禁止在海外设立殖民地”的法案，康格对天津的美租界彻底死了心。
不能设立租界，在华的美国人似乎跟其他列强各国的人比起来，少了几分自由度。康格又打起如意算盘：希望效仿上海设立整体的公共租界，取代现有各国分治的状况。但此提议无人喝彩，谁愿意将自己的地盘变成公共地呢？无奈之下，他私下与英国公使萨道义交涉，商讨将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成为英租界推广租界的一部分。
1902年8月初，上任不久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到英国公使萨道义的信函，得知美租界已划归英租界管辖，他压了压胸中这口怒气，给萨道义回信：“查天津英租界西南临河地段，既经贵大臣与美公使商妥办法，归贵国工部局管辖，本大臣自应亦无异言。”
不久后，天津海关道也贴出布告，宣布“美租界归英当局管理”。自此，美租界从天津正式消失了。
美国人撤销了在天津的租界，却留下一座营盘。
驻扎在天津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始建于1861年5月4日，1900年以对抗义和团、保护平民为名进驻天津，后撤出。1911年再次以同样的名义进驻天津，直到1938年永久撤离。这支兵团团徽上的龙形图案，就是为长期驻扎中国而设计的。
最初，美国人将兵营设在英租界博罗斯道（今烟台道）和法租界海大道交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兵营由旧址迁至德租界4号街（今九江路）。这座兵营占地205公顷，院内有大操场和几幢西式楼房。主楼是三层砖木结构，有半圆形塔楼和拱形门洞，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兵营对面是建于1920年的美国军官宿舍（今荣华里位置），包括40幢二层砖木结构英式小楼。
在美国实行禁酒令的时候，一些人想找一个能喝酒的地方；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中国也成了理想的避难所。士兵们在兵营的生活也算惬意逍遥，每天除了日常训练之外，晚饭后还可以去夜总会好好娱乐、放松一下。兵营附近有一家“有执照的妓院”，那里除了全套的高档家具，还有十几位年轻的欧洲女性，她们每周都会例行体检，这让军医官更加放心。
先后有五位美军高级将领在这座兵营服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影响世界的人物。
乔治·卡特里特·马歇尔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一战结束后的1924年，他来到天津，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莉莉和岳母。他是中校执行长，相当于副团长。老团长已奉召回美，新团长尚未到任，团里的军务由马歇尔主持。很多和马歇尔有过交往的人都形容他温文尔雅，他的过人之处不在于身先士卒，而在于决胜千里。二战期间，他陪同罗斯福斡旋于世界各国，俨然是罗斯福的智囊。
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两次到过中国的约瑟夫·史迪威，偶然得知美国陆军准备向天津派驻人员，他立即提出申请。1926年8月，他带着家人乘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他在第十五步兵团担任营长。一战期间，马歇尔任欧洲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助理参谋长，史迪威是他麾下第四军首席情报官。这次，两人在天津再次相逢。
史迪威本来想找一套中国式住房，但他发现在天津只能找到洋房，他只好住进了美国军官宿舍。身材高挑的他常常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看上去严肃而潇洒。他爱穿运动衫，能不穿制服就不穿。他被认为是第十五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每个月都要向全团介绍一次中国形势。他的第五个孩子本杰明也是在天津出生的。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阿尔伯特·魏德迈，美国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组长包瑞德，曾代表美军参加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的驻中国美军参谋长麦克鲁等美军高级将领，都曾先后在驻扎于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役。
有许多美国老兵退役后继续留在了天津。第十五兵团的《哨兵报》记载，摩尔中尉当了七年兽医，离开部队后他在天津继续以普通人的身份从事他的职业；一等兵哈利·加士纳退伍后加入了他岳父在天津开办的克鲁格利亚克成衣公司；弗兰克·亨利于1917年退役，在美孚石油公司天津分公司一直工作到1931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美国兵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又回到这座兵营，直至1946年8月。1949年以后，硝烟散尽，这片曾作为兵营的老建筑，变成了天津医科大学广东路分校区的校园。